上面所讲的内容，主要是汉唐时期的经学注疏中比较重视的内容，到了宋明的注疏，这些内容就不太重要了。那么，《孝经》的历史是怎么样演变过来的呢？大体上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在汉唐经学中，相对比较强调《孝经》的政治性，最典型的注解是郑玄的《孝经注》和皇侃的《孝经义疏》；到了宋明的时候开始比较重视《孝经》的道德性，最典型的注解是朱熹的《孝经刊误》和董鼎的《孝经大义》。到了清朝时候，提倡回到汉学，比较著名《孝经》注本的是皮锡瑞的《孝经郑注疏》。

近几年来，经学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这是对中国学术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辛亥革命之后，经学科废除，经学没有进入正规的教育的体系之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导致了经学研究传统的中断。从政治上说，晚清开始的政治革命，发展成为后来的社会革命，一直到不断革命，革命成为主流，经学越来越成为反动思想。从学术的角度看，1912年废除经学科之后，很多研究文学、历史、哲学的人都还有一定的经学功底。但是到了二十、三十年代之后，那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学风，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在这个转型之后，中国传统的学问就丢掉了。一直到今天，经学都是冷僻而艰难的学问。

我们可以仔细想想我们现代学科中的研究与传统学问的距离。现代文史哲几个学科仿佛都要读一些经典，但事实上，许多学科读出来的经典，结果是摧毁经典精神。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中文系都得读《诗经》，但是在这个学科之中读到的《诗经》是什么呢？《诗经》的第一首是《关雎》，在文学视野中，这是一首爱情诗。但是你稍微从传统的角度想想，孔子当年删《诗》，就把《关雎篇》放在第一篇，孔子删《诗》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你谈恋爱，讲一个男的如何追求一个女的，而且已经苦恼到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地步了，那孔子不是跟现代人一样猥琐了？你如果看去看三家诗或者毛诗郑笺，那里面说的东西，可能不符合你的感情和阅读经验，但是你如果还有点道德感的话，你会发现那些东西是正大光明的。再举一个例子，在历史系读《左传》，都在读什么呢？我们拿一本《左传正义》，你会发现一开始是经文，然后是杜预的注，然后是疏，接着是传文，然后就是杜预的注，然后又是疏。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读，主体是《左传》的传文，如果不理解字词，可以看传注，偶尔看注疏——说白了，其实读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就行了。但从经学的角度，最重要的内容恰恰相反，传文，尤其是故事，是最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经及其注疏，传及其注疏只是起到证明的作用。

从《左传》和《诗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虽然在文学系和历史系研究的这两本书，好像也是“经学”，但是其实跟经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史哲三个学科都研究一部分的经书，但是研究的这些经书，都和经学没有一点的关系。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当代人对中国学问的理解不断深入，许多学者都发现，离开了经学的中国学术研究，经常都是在说浮游的话，很多都是无根之谈。如果经学对现在的学术建构有什么意义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帮助我们深层次地认识中国传统，更深层次地认识中国的文明，认识经典是如何塑造这个文明体的。

另外，经学研究还有一层对现实的意义。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有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康有为，像之前来云南讲学的干春松老师，他就是康有为研究的专家。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重视康有为呢？因为康有为处在晚清民国之间，他经历过两个时代，我们今天经历的很多问题，康有为都关注过，而且都给出过很好的回应，这些回应对我们而言只有参考价值，例如中国的制度到底是民主共和好还是君主立宪制好等等，康有为的思考打开了许多新的思路。比如说经学在现代社会要如何表现，像《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等，也留下了很有价值的思考。但是我们现在学术体制里面，讲到现代儒学，大多把现代儒学追溯到熊十力，其实熊十力比康有为晚了一代，而且从儒家的角度来说，康有为所关注的问题，比熊十力广很多。但是，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左派对康有为的解释，简单地把康有为看作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理论家，这完全没办法解释康有为那些有意义的东西，右派又只重视早期康有为引进西方的宪政民主的内容，对康有为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我们今天许多人回到康有为，事实上是通过在康有为，重新看待中国过去的一百年来的思想与政治。

今天我们可以说，要重新认识中国，进一步发展中国学术，回到经学，乃是中国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没有一批做学问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潜下心来，一字一句地读经典，一点一点地把经典的微言大义都发掘出来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学问就很难有真正的发展，很难回应中国遭遇西方以来的文明变局的。如果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做这个事情，我相信不用太久，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对中国未来道路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或者说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