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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与政治教化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四个问题，《孝经》如何为政治教化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与根本。从教化的角度来看，《孝经》中的教化思想，集中体现于《开宗明义章》中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就是说，孝是道德的根本，是教化产生的根源。那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圣治章》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儿女在父母的膝下成长，随着不断地长大，对父母的感情上，亲昵会减少，而尊严会增加。所以，圣人教化天下的时候——在经学中是圣人的教化而不是统治者的教化，也就是说由圣人立法来教化统治者和老百姓，——圣人就根据人天然所有对父的尊，来教诲人们怎么去敬，根据人天然具有的爱，来教诲人们怎么去爱，敬和爱都是每个人天然固有的，所以圣人的教化不须严苛，不用暴力，就可以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的教化是顺着人心的。孔子在这里提出来的建立一种美好政治的原则，就是在政治设计中，一定要发现那些人心中固有的道德冲动和道德因素，然后通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生活制度的设计来引导、激发人内心固有的道德因素，这样，使人变成有道德的人。
那么，为什么这个道德的基础是孝呢？教化为什么要以孝为基础？因为孝是所有道德中最具有基础性的一种道德。当人类有了家庭之后，小孩就是由父母抚养的，这个过程中小孩天然对父母产生敬和爱这样的感情，而从中可以衍生出一切的其他伦理道德。在经典里面很多的地方涉及到这个问题，比如《论语》的《学而篇》记载有子之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和涕这两个东西是仁的根本，就是一个人要去行孝悌才能够行仁，没有一个人行仁，而不孝不悌的。按照我们今天最一般化的、普遍化的理解，一个人最起码要对你的父母不错，才算得上一个好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特别糟糕，但是对同学、同事特别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对父母与对父母以外的人，在逻辑序列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性就是教化的基础，最好的教化就是根据你心中固有的情感来引导你的情感而不是来扼杀这种情感。《孟子》的《离娄篇》有这么一句话，与《论语》可以互相发明：“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事亲和从兄是仁义的核心，儿子侍奉父母，对父母的爱是仁爱的基础，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人内心中的“爱”，是从哪里来的？爱的起源是什么？你会发现，在存在家庭的时代，人对他人最早的爱，肯定就是对自己的父母的爱，除非你一出生就被人掉包了，喝别人的妈妈的奶，你就会爱别人的妈妈了。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人在本能上，一出生就会吸奶，就会找妈妈，在很长时间内，只要没见到妈妈就会哭。这种感情，就是最早最原始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完完全全是天生的，不经任何雕琢、思虑的。而在成长过程中，因为有家庭生活，一个人慢慢地确定了他对父母的感情。在儒家思想看来，对父母的这种感情，就是一切其他感情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会有对其他人，其他物的爱。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人的生活都离不开“事亲”和“从兄”，而事亲就是孝，从兄就是悌。《孟子》的《尽心章》讲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也就是从小时候自然发生的这种“爱”、“敬”的道德感情，往外拓展，从亲亲扩展到仁，从敬长扩展到义，扩展到整个天下，那么就会博爱。如果一种政治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就会成为一种美好的政治。可以说，儒家的教化思想中，对好的政治秩序的认识必然要基于对人的普遍的心灵秩序的认识，从人性固有的情感出发，诱发人们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道德冲动，就像孝和悌就是这样的道德冲动，并且在政教秩序的构建中引导这样的道德冲动，政治的存在基础，政治的必要性，就是为了引导道德。政治秩序的构建只有契合心灵的秩序，才能使政治所塑造的共同的生活方式能够安顿心灵。
相反，如果政治秩序的构建不基于普遍的、心灵的内在秩序，而是基于政治主导者的个人意志，或者对自然与习俗的错误理解，不加节制地实行错误的政教，就会造成强权的暴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文革的时候，社会结构怎样呢？虽然对人群的划分标准，已经是以阶级为标准了，但是事实上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基本单位还是家庭，一个人每天在国家单位工作，回到家里，还是跟自己的父母、子女相处，也就是说，家庭仍然是人的心灵的皈依。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突然被被告知你的父母是资产阶级，是走资派，是地主阶级顽固派，封建主义者，你必须跟父母划清界限，甚至直接参与对他们的批斗。——因为按照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只要是反动阶级，都是专政的对象，在家庭中你的身份是儿子，而在社会上你可能必须对自己的父母专政。这就造成无数的人伦悲剧。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政教方式，只不过这种教化的方式不是建立在人的生活习俗和人心灵中自然形成的秩序基础上，反之是要摧毁这种秩序，要摧毁人心中习以为常的两千多年形成的心灵的秩序。所以它必然带来的极其强烈的人道主义灾难，就是每个人必须要扼杀心中最美好的东西，才能够符合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的需要。任何时代的政治，都在施行其政教，即便是宣称多元与宽容的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教的方式。而好的政治植根于人内心，而不是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出发。
《孝经》与政治合法性构建
接着我们讨论第五个部分，《孝经》与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主要来自《孝经》的一句话，即《圣治章》：“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如果把《孝经》看做讲孝的道德的书，这句话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在经学中，在历史中，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涉及到三个人物、两种制度。三个人物，是周公、后稷和文王，两种制度，是郊祀礼和明堂礼。郊祀与明堂，是经学中几乎最重要的礼仪。郊祀礼就是南郊祭天，这一礼仪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不过变化很大，现在北京的天坛公园就是清朝祭天的遗迹。而在汉代，南郊祭天是汉朝塑造政治最重要的典礼。第二是明堂礼，经学内部对明堂的具体情况有不同意见，总体上说，明堂是天子会见诸侯的地方，同时明堂也祭拜他们共同的祖先。
从今天的角度概括这句话的内涵，它解释出家天下的时代政治的双重合法性，一是天道的合法性，一是道德的合法性。在儒家思想中不讲民主，但是讲民心，民心和民主是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具体的一人一票选出领导人，是民主的政治制度。儒家所讲的民心与此不同，民心是抽象的，是可以被定义的。你要去问一个老百姓的心，他回答不出来，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可以看到这个“民心”并不抽象，比如说现在反腐败，就是符合民心的。而《孝经》所述的天意、道德，是讲政治的建构，要如何从天道与大地中生长出来。
我们首先来看郊祀后稷的问题。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为什么是后稷？这涉及到一个“感生帝”的问题。根据《诗经》等经典的描述，后稷是周的始祖，而后稷不是人生的，而是天生的，在经学思想中，有一种思想叫做“圣人感生”说，就是说圣人都是没有亲生父母的，都是感天而生的。这种思想在高度科学化理性化的今天看来，似乎很荒诞不经。但我们如果看《圣经》中耶稣的诞生，那也是一种“感生”，而像孔子的诞生，在纬书中也保存了许多类似的传说。为什么要强调感生呢？有感生，才有始祖。如果根据进化论的观念，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想想，我们有没有“始祖”？你父亲的父亲，一代代往上追溯，不是追溯到一个神圣者，而是追溯到猿人，进而追溯到单细胞动物。所以说，与古代人不同，现代人是没有始祖的。古代人对自我以及世代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他们最终把始祖追溯到从“神圣的天”下来的始祖，衍生出一个民族。周对自己的世系的追认，是到了后稷。《诗经·大雅·生民》说：“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句话的意思，郑玄解释道：“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肃戒不复御。后则生子而养长之，名曰弃。舜臣尧而举之，是为后稷。”也就是说，帝喾的妃子姜嫄，在郊外看到一个巨大的脚印，脚印的大脚趾处，就比她的脚还大，她一只脚踩在脚印的脚趾处，还不能填满它。但是她就感觉到身体有异样，并且怀了孕。后来，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稷。而后稷在尧舜时期，做了大臣，这一脉一直延续下来，到了商代之末，就是周文王、武王一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郊祀的序列是“天——感生帝（始祖）——天子”。
而明堂礼中的文王，是周的受命王。《诗经·大雅》的《文王有声》里面讲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受了天命，才能够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接承了文王的天命，讨伐纣王，终于取得了天命，做了天子。在明堂中祭祀文王配天，其序列是“天——受命王——天子”。
这样，构成了一个基本礼制格局，天子在郊祀礼中祭祀感生帝以配天，在明堂礼中祭祀受命王以配天。为什么要祭祀感生帝和受命王呢？祭天的时候以感生帝配享，说明了这个家族是神圣的家族，这个家族有天道的合法性。而明堂礼以受命王配享，则在于证明，这个家族是得天受命的。对构建政治合法性而言，感生帝与受命王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是现在天子的祖先。什么叫“配享”？天子要祭天的时候，他不是对着一个苍苍茫茫的天跪下去磕头就行了，那是没有意义的。祭天的时候要有一个神主牌位来接引天，所以在郊祀礼的时候，要拿感生帝的神主牌位来接引天，就叫郊祀配天。在明堂礼的时候，要拿受命王的神主牌位去接引这个天。所以，一个天子在郊祀礼和明堂礼中祭天的时候，也就是祭祀他们的祖先。这样一来，孝和天被结合在一起，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的时候，周公既是作为后稷的子孙在进行祭祀，也是一个有天意合法性的圣人的子孙的角色在进行祭祀。在这一意义上，孝和政治合法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看《汉书·祭祀志》到《后汉书·礼乐志》，一直到晋、宋、梁诸朝代的正史礼乐志，讲到郊祀礼，基本上都会引用《孝经》的这段话。可以说，这句话确立了政治的双重合法性，第一重是天子作为人间的代表通过祭天，与天直接交流的世俗合法性，第二重是天子作为神圣家族的后代，祭祀感天而生的始祖，报本反始的神圣合法性。这两重合法性都是因为有孝才能够统一起来。
在后来的历史上，到了汉明帝的时候，开始仿效《孝经》的制度祭天，在郊祀礼上，是祭祀汉高祖以配天，在明堂礼上，是宗祀光武帝以配天。事实上，任何王朝的受命王和感生帝都是特别重要的角色，像夏商周就不用说了，像近代革命里面，也是如此。我们举什么例子呢？就说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好了，书中最聪明的老猪，就是扮演先知的角色，那个先知其实就像感生帝一样。而那头叫拿破仑的猪，其实就扮演着受命王的角色。每一个王朝最重要的都是这两个角色，但是到了后来的历史中，国家合法性越来越世俗，越来越远离神圣，所以这两个角色转化为太祖和太宗。当然，具体来说还有很多复杂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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