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士恒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哲学与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本学期继续开讲。本学期第二讲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江湄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史记·伯夷列传＞与中国史学传统》，讲座分别于5月27日晚和5月28晚在云南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举办。江湄老师的讲演幽默风趣、脉络清晰、悱发动人，受到了云南大学以及云南师范大学现场听众的一致好评。

江湄老师首先指出《史记》纪传体的一大特点，即：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列传中所记述的是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底层士人阶级当中涌现出来的英雄豪杰，用太史公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由此江湄老师向大家提出问题：遵照列传的记传原则，那么像伯夷、叔齐这样的无作为、无事迹、无功业的非历史人物为何会放在众多列传之首？这其中是否有深意？

江湄老师进而带领大家进入到《伯夷列传》文本本身，老师用幽默、浅白的现代文为大家详细讲解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司马迁在文末感叹到“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也即到底有没有天道，历史中有无正义规律？老师由伯夷、叔齐的事迹总结出历史书写的意义是：对历史的纠正、抗议和批判，即是韩愈所说的“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历史学家应该要让善人成为善人，述往事，思来者。像伯夷叔齐这样的虽无事迹、无功名，但却是善人，所以司马迁能够让其成为善人，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被湮没。

在《史记》中与伯夷叔齐相似的人物还不断出现，这类人物就是“侠隐”，以《鲁仲连邹阳列传》为代表。鲁仲连以一介布衣之身，在邯郸之围中发挥了阻挡秦军的重大作用，平原君欲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却留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语便走了。而邹阳的传记里只有他的一篇文章——《上梁孝王书》，该文意在表明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君王威严之下的尊严。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春秋大变动时期“士”阶级兴起以后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士”如何在君王面前保持尊严、保持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那就是：以道自尊，以道抗势，鲁仲连和邹阳就是榜样，在鲁仲连和邹阳之上，就是伯夷叔齐了。

《伯夷叔齐列传》形成了中国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尊奖隐逸，崇尚败者，此乃中国之史心，这是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微言大义。这样的史学传统还影响到了文学，诸如陶渊明、杜甫，他们在文学史上都备受推崇，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学作品，还因为他们独立的人格。

 紧接着，江湄老师因循史书脉络，逐一剖析历代史书中的“隐逸”精神，进一步分析尊奖隐逸、崇尚败者的史学传统。在《汉书·古今人表》里面人分九等，第二等的人物就是伯夷叔齐、鲁仲连、颜渊这样的人物，但《汉书》并没有逸民传，在历代正史里面首列逸民传的是《后汉书》。范晔首列逸民传与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有极大的关系，《隋书经籍志》、《逸人高士传》、《逸士传》等诸多典籍都记载了逸民的事迹。魏晋六朝时期隐逸之风体现的是士人对个体自我生命与精神的珍视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生境界这些隐逸之士“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这是士人自我精神的自觉，老师在此列举了严光和梁鸿的事迹。《独行传》与《逸民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独行传》中就提出“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的观点。

到了宋明的史书中，宋明大儒与“隐逸”最好的诠释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宋明张栻将科举士大夫的处境总结为“士贱君肆”，出现科举士大夫们的人格在君主面前无法立起来的局面。但科举士大夫们也产生了自己的文化——理学，有代表人物——范仲淹，老师结合了范仲淹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以及严子陵的事迹来深入分析了范仲淹的忧患精神。接着便讲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和《一行传》。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改写了《旧五代史》中的冯道，讥讽了冯道，这是诛奸谀于既死，在《一行传》的序论中则是发潜德之幽光。

到了明末清初诸大儒则是“儒隐”。江湄老师引用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作的评述，举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例子，说明虽则他们少历艰苦，但都晚臻耋寿，最后形成了多方面完整之人生。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民族的前途具有坚定的信心，能够坦然地面对失败和挫折，所以被钱穆誉之为民族之节气。

最后，江湄老师总结道，钱穆先生说中国史像一首诗，这其实不是说中国的历史像一首诗，而是说由中国史学家写就的中国历史是一首诗，中国史的诗意就在于最奖隐逸、崇尚败者。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于隐沦中主宰历史，默运乾坤。

在讲座的尾声，江湄老师对大家寄予期望，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能够有所树立，能够有所不为，坚守住自己纯粹的心志。其后便是江湄老师针对讲座听众提出的问题细心解答，在场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