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南士恒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哲学与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本学期继续开讲。本学期第一期演讲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李志毓老师，老师是民国史的研究专家，博文多思，她面携春风，亲切近人、温文尔雅。分别于5月13日晚19点至21点在云南大学校本部文渊楼517教室和5月14日晚19点至21点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汇学1区201教室为将近200听众带来题为《抗日战争中的汪精卫》的学术讲座。讲座讲授与互动交流相穿插，受到云南大学与云南师范大学听众的好评。

晚上19点，讲座准时开始。在云大专场中正式进入主题之前，老师先对讲座前交谈时学者的提问“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如此之多，为何要研究‘汉奸’汪精卫呢？”作出回应。老师说道：首先，汪精卫对人们来说熟悉而又陌生，他是个有意思的悲剧性人物。他巨大的变化是他严肃的政治决策，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失败的政治抉择内在于中国历史中，研究他便可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一般人无法知晓的那些民国时期的波诡云谲的政治中。但有关汪精卫的传说很多，客观的学术研究却仍然处在艰难的起步当中。对汪的评判和回答等问题往往涉及中国近代史上最根本的问题，如何评判汪与其说是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个政治问题。汪的很多抉择都是与中国近代史相左的，如：近代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任务与汪的不主战而求和的主张是相左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塑造了民国史和民国政治，但汪却是一个没有军事背景的文人，他要以文人击落武人，降服武人，但却无法力挽狂澜，最终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人们出于朴素的民族情感和正义对汪进行追问，人们不会否定中日战争，认同这是一场有意义的战争，而这种认同也是研究汪的基本前提。

其次，汪精卫是抗日战争中的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研究汪也是对抗战中的主和派的重新认识。主和派对抗战中“中国必败”的判断错误，但在一些长远的问题的认识上却是正确的，如：国民党无力参加抗日战争；抗战后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等。主和派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历史中真实的民族矛盾。中日之间有着深刻的民族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呈现出历史中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对汪的研究呈现出更立体的人，与更多的层次与视角，从而使人们从抗战受害者的屈辱中走出来，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历史空间。而这些，既是研究汪的意义所在，也是研究时怀抱的愿景。

紧接着正式进入主题。老师谈到，汪身上可讨论的问题很多，今天讲座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汪精卫为什么要求和？在具体讨论之前应该明确：用“卖国求荣”的说法来概括汪的主和行为过于简单，并不贴切，汪自己也知道卖国只能是求辱。

那汪精卫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主和呢？老师以时间发展为轴线，引用了充足的史料，其中伴随着汪精卫与蒋介石、周佛海父子等主张的对比，将汪从悲观失望发展到求和的轨迹呈现了出来，并在呈现中总结出汪求和的原因。

抗战爆发之前，汪精卫意欲拖延时间，避免战争。汪在抗战前的《南华评论》上曾有过高调的抗战言论：“……欲救民族之危亡，除了长期抵抗，再没有第二条路！……”但却在同时期给胡适的信中写到：“战则同为牺牲，合则同受谴责……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则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国，支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无待言。”从中可看出汪精卫心中实际上因中国国力不够持悲观态度，且汪对英美等大国支援中国只会出于利益，而非道义的悲观态度也加深了他对抗战的悲观情绪。汪还说：“除了化作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这实则是对日本妥协，以此来充实国力。

抗战爆发初期，汪精卫不求战，亦不避战。在此阶段，蒋介石表现出了坚决的抗战决心，汪精卫同意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内容，且和他一样支持对日持久战。但蒋介石态度更为坚决乐观，在他的日记中，他判断战争将不会扩大，且认为若能持久战，假以时日，中国情况便会有所好转：“若再加我二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但和蒋相比，汪心中更为悲观、焦虑。

平津沦陷后，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对抗战产生动摇。淞沪抗战爆发，蒋、汪虽然都希望持久战，但却传来了战争失败的消息，此后，国民党内部主张求和的人不断增多：“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与此同时，更严重的问题是“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战争暴露出了国民党的备战不足，“干部无力、教育无方”。与蒋试图以中日民族矛盾转移国内政治矛盾不同，汪此时认为战争持久必使中国陷入分裂与瓦解。众多求和派的行动在此时便落实到了支持汪精卫身上，以汪为代表的求和派实质上认为抗战必败，而对抗战必败的认识是汪主和的根源与思想出发点。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极大地影响了汪的政治抉择。英、法对日的妥协态度与美国的中立让汪心生悲观。而1938年欧洲爆发“苏台德危机”，苏台德地区割让德国，英、法、德、意勾结更让汪悲观不已。汪判断欧洲当时主要态势是和平，英、法在远东的最大敌人是苏联，而非日本，这极大地推动了汪的判断。

后广州不战而失，国军撤退时焚烧街市，混乱不堪、民怨郁积。预期的持久战并未发生，加之汪是广东人，广东又是其政治堡垒，广州失守令汪痛心不已。广州失守后日本已无力再战，表现出了更加迫切的求和心态。和谈虽一直在进行，但日本此时提出的条件相比起此前已不那么苛刻，日本提出分期撤兵，且依然肯定国民政府。于是，多方因素重合，汪此时的求和心态已经不可动摇。与此同时，地方实力派对汪的议和主张有明确的支持。西南军阀的支持对汪议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日方还未有明确保证的情况下，1938年12月18日，汪逃离重庆，在龙云的协助下从昆明离开中国，到达越南河内，走向了人生的深渊。

总结起来，汪精卫主和出于两方面的绝望：其一是对国际的绝望，汪判断国际力量，各大国支持中国机会渺茫；其二是由于战争的失败，使汪判断蒋介石不能打败日本，国民党无法治理好中国。这种看法是当时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汪出于以上两种绝望，认为议和是绝大多数人的心声与主张，最终走上了议和之路。

老师最后提到：研究了解求和派，是要了解坚持抗日战争的艰难。抗日战争艰苦卓绝，胜利来之不易，是要了解中国作为一个自主、独立、和平的民族国家存在来之不易！

讲座结束，听讲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老师最后留出了一些互动环节，答同学的疑问。

晚上21点左右，讲座正式结束。李老师缜密严谨、抽丝剥茧的解说让大家对汪精卫为代表的主和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学们纷纷报以热烈掌声表示感谢。其后儒行社的同学与老师合影留念，第一期讲座告一段落。

士恒“哲学与文化中国”系列讲座本学期在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还有两期，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