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词：

      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各位朋友。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大家齐聚一堂。这次来参加会议的，是近十年来，高校里面做《四书》教学非常有经验的一批老师。他们的背景各异，有的本身就是做通识教育的，也有更多是中国哲学、儒家哲学的研究者，当然也有西方哲学研究的名家，像张汝伦教授。我们这次会议的参与者背景相当广泛，各自积累的经验也相当丰富，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们上次在香山开会的时候是05年，过去已经将近6年多了。为什么提到香山呢，因为关于《四书》教学，我们十年来有一个总体的背景，这使我们今天可以来讨论《四书》教学的经验。这个背景一是近十年来的“国学热”，二就是从本世纪初起大家对通识教育的共同关注。甘阳先生在这方面特别有心得，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的香山会议。这个会议也是甘阳先生自己一手设计并推动的，清华国学院只是从旁协助来开展这个会；第三个就是经典阅读。国学热、通识教育、经典阅读成为这十年来社会上三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个背景下，就推动了以高校为主要基地的《四书》的教学活动。

      我想如果从经典的角度来讲，《四书》应当说是最没有争议的。今天，不管是从通识教育，还是从一般的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讲，《四书》是第一位的选择，这一点就经典而言是没有疑问的。即使就儒家来讲，《四书》的重要性，应当说从宋代以来，在相当多的方面超过了《五经》。因为朱子也讲，《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还有朱子说“四子是《六经》的阶梯”，就是强调《四书》重要的地位。所以，它在经典中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以国学热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复兴之时，《四书》到底在我们的教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变成了很突出的问题。因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是它的重建，这一重建最重要的是它的核心价值如何发挥作用。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应该说主要是通过《四书》的建立和发显。今天，它要在中华文化新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当然首先离不开《四书》的教学。通过它的教学过程，把它一点点、一代代地实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关于《四书》的教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文化重建和文化复兴的大问题，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点主要是关于《四书》的课程。现在《四书》课程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大的类别无非是两种，即“专业教育”的《四书》课程和“非专业教育”的《四书》教育课程。如果从时代来讲，从过去到现在，四书课程不是仅从这近十年来才开始的。《四书》作为高等院校人文科系的专业课程，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的专业课程，是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有了的，九十年代有很多中国哲学的专业都开设这样的课程。但是显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关注点还不是这一类课程，不是中文系、哲学系甚至历史系所开设的专业课程。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是非专业教学类的、接近通识类的课程。通识课程在各个学校里的叫法不一样，很多学校还没有叫起这个名字，还是以“选修课”这一类的名义出现。它们的性质是比较接近的。在我所说的这个国学热、通识教育和经典阅读被大家所关注的背景下，以《四书》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主要教材的课程大大发展，而主要是分布在大学的非专业教育之中。当然也包括教育体制外的社会人文教育，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学堂，书院，还有各种各样自发的社会教育组织。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在专业教育的层次，恐怕也不是社会文化教育的层次，更多可能是高校所承担起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这一层次。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只关心这个层次，也有可能会涉及到本科或硕士的专业类教育，也可能会涉及到社会的一些教育和经典学习。我只是说我们主体的讨论还是在这方面。但是，在这个主体的前提下，也须积极地促进和其他几个层次《四书》教育的共同交流。但重点还是在通识教育，这是我的第二个考虑。

      那么刚刚一直讲过去和现在，还有一个未来的维度。第三点就是说，我们除了经验交流之外，还需要一些前瞻性的讨论，在如今文化发展的态势下，尤其像《四书》这样的课程，慢慢变成我们正式的国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这应当说是指日可待的。虽然我们现在在小学到中学的阶段内有一些散见的中国文化，包括课程内会有一些《四书》个别章节的选段，但是就《四书》作为一个科目而言，整体地正式进入我们国民教育体系当中，这一点大概是可以期望的。这样一来，在日后初高中，我想特别是高中吧，就会有《四书》教育的设计，我想这个领域会更大，因为它涉及到中学教育。我想我们要有前瞻性地来看到整个《四书》教育的框架，包括大学通识教育，以及将来根据高中教育的对接和衔接。在这方面我相信台湾的学者在以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教学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也希望听到这样一些经验。

      如果更广义地来看，我想这个所谓的“前瞻”还须更前瞻一些。因为《四书》的集结是在宋代，就儒家的经典体系来讲这是在古代形成以后一个新的集结。新的集结显然是要对应当时代的新的挑战，《大学》和《中庸》的突出从唐代就开始了，《大学》主要是用“内圣外王”这样一个连续的框架来抵御和抨击佛教的输入，《中庸》则是要弥补儒家关于心与天道这样一些以往比较少谈的维度。因此《四书》新经典体系在宋代出现是因应了这一千年来，人们所面对的一些文化挑战。今天在西学东渐的新情况下，我们对经典的结集有什么新的构想，这很可能是我们未来会碰到的问题。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四书》的集结。近代以来很多的儒学前辈和大家都提出，譬如说要强调《儒行》，那么《礼记》里有很多篇目都可以被重新选择了。像这类问题，我觉得都是跟我们新时期的经典教育，不管是通识课程还是社会文化教育，所相关的。

      那么我就简单讲这么几句，还是特别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也预祝我们这次的交流会能够圆满成功。谢谢。

闭幕总结：

      我来做个总结，这两天听了整个的发言，从始到终学到很多的东西，我想尝试把大家的讨论做一些归纳，这些归纳可能有我个人的一些偏见掺杂在里面，也可能有不全面的地方。根据我们讨论的情况，我想归纳为六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四书的合教和单书教学的状况。总体来看，四书合教的科目比较少，单书的教学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论语》、《孟子》。因为合教与单书教学在方法上有很大不同，从这几天来看，大家对单书的教学更多采取精读的办法。四书合教的办法，用导读或者精选比较多。另外单书作为科目教学的名称可以独立，比如《论语》、《孟子》，也可以纳入不同的科目框架里头，比如说“四书教学——论语”，把它纳入在“四书”的框架里面。也有不少是纳入在“儒家经典”，所以这些做法我们看是各有千秋，因为我们课程的目标、设置、担负的功能不一样，层次也不同。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关于四书教学的立场、态度、出发点。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德育取向，一个是文化取向。德育取向当然包括像张汝伦教授讲的“安身立命”，文化取向包含人文素质、历史文化和知识，我们大概可以看做是这两个取向。有的老师是强调把四书的教学从德育取向展开，重视德育的动力；也有很多老师注重从文化取向来展开教学。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明确的，不同的方向，当然都可以很成功。但看起来呢，强调德育取向的老师，或者做得比较成功的，往往依赖于个人的因素比较多，个人的魅力，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生命感召力，比如说像张汝伦教授，个人魅力很强，另外比如说像邓新文教授，强调生命的感召，还有一些老师，像张卫红老师，也是强调这一方面。在这一方面它的施行和成功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魅力能力以致状态和生命感召力，这并不是能够普遍化实现的，这我想也是个事实。另外就是文化取向的教学，不是仅仅有知识的功能，就像我刚提到的这课程本身包含着引导学生对中国文化与儒家文化正确的了解，一定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涉及到怎样纠正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一些错误的了解，这功能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广义上也把他叫一种文化的功能。所以我讲的德育取向和德育的功能、文化取向和文化的功能，各有各的长处。这是我们这次会议上看到的两个不同的做法，没有一定的结论，大家各自在强调每方面的要点。

      第三个，我想是关于课程的吸引力和教育氛围，教育氛围就是让大家提到的营造敬畏感。一个是吸引力的问题，一个是敬畏感的问题。吸引力当然是很多更集中在教学教育方法的形式上，敬畏感是由老师以身为表率，强调整体课堂的气氛，这是我们这次看到两种不同的关注。这两条关注当然都很好，吸引力强调课程的效果，对学生的效果；敬畏感其实包含着一种文化的功能，强调怎么样养成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经典和中国文化本身的敬畏感，这也是各有所长吧。

      第四个，我想是关于四书教学的方法上的范例。看起来大多数是采取经典文本的讲解，突出经典阅读，逐章逐节，这要跟着文本来讲，这是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种形式。也有另外一种，从内容体系去讲，今天徐洪兴教授那些讲法，他有好几个班，有不同的侧重，但是基本不是按照经典原著文本的章节次序跟着文本走，所以这个不是严格意义的经典阅读，是按照经典的体系来讲解的。我相信有其他老师也是在类似这种情况里头，一种是经典文本讲解阅读，一种是就经典的思想内容体系来做介绍。这也是各有所长，前者是突出这些年强调的经典文本的学习方式，后者是适合于某些特定的对象，比如说王杰教授讲的领导干部班没办法念这个文本，像很多一些国学班可能也适宜这种方式。

      第五点，关于文化教育也好，通识课程也好，跟课程相配合的普及化的通俗化的教材建设，我们讨论的不是很多。有很多的老师把自己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或者把自己的教案教科书出版，比较典型的是今天上午徐洪兴教授介绍的几种他关于孟子的教材。一个是教材建设本身要交流，另一方面我想就是总结鉴别教材本身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刚才有的先生提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宜教这个课程。因为我想，我们不可能有规定说什么人有资格，当然教务处和院系是可以有程序，但是我想这课程将来如果推广为全国性的、所有高校都要进行课程的话，推荐教材变成蛮重要的工作。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级上推荐教材，现有的我们跟通识教育或者社会文化教育有关的教材，当然不限于推荐一种。你可能不是专门研究儒学的人，你可能是历史学系博士毕业，你愿意讲这个课程，我们可以有推荐教材，让你按照这个教材讲，这样可以给他一个选择的范围。我想教材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对课程，除了经典文本的阅读的方法之外，我们有很多类似通识课程的这一层级的课程，也就是我们所谓非专业教育的课程，教材应该是很需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教育主体，怎样提高它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文化素养。这个问题从这次会议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有个别同志的历史文化素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以适合课程和同学的需要。我想即使我们这些同志没有问题，如果课程将来要推广，在全国大学推广，也必然会碰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对教课者提出很高的要求，但我想形式上的要求是必定的，就是提高教育者的文化自觉跟综合的历史文化素养，这个整体性要求是没有错的。

      这是我归纳的几个讨论问题，关于四书合教和单书教学、德育的取向和文化的取向、吸引力跟敬畏感、经典文本和内容体系、教材建设和教师资格，教育主体的培养提高。总体来讲在这几个大的问题上以及更多的问题上，大家没有统一的结论，也不期望大家有统一的结论，因为课程确实层次不一样，目的不一样，很多课程的功能也不一样。讨论是开放的，但是我们希望开放的讨论大家可以互相取益，不管你原来适合你自己的所擅长的教学课程是什么样的，相关的讨论总是有帮助的。我们第一天也讲，虽然我们可以分为专业教育和非专业的教育，非专业教育我们还可以分，通识教育和一般社会文化教育，但这些教育中也都有共同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相互取益。

      最后，我想关于现在四书教学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个人印象比较深。一个是课程的设计教法教材形式等等，是非常多样的，这个多样性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不排斥这个多样性，只是希望在多样性之间能够有更多互相的沟通。在多样性后面应该说是“殊途同本”，不是“殊途同归”，因为大家本来出发点是一样，虽然大家各种课程的教法不一样，立场态度可能有区别，但是出发点我想是一致的，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大家抱着一份关心，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第二个，我们现在，至少参加我们会议的，承担四书教学的老师，我觉得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有满腔的文化责任感和文化理想。这在我们其他的教育领域，其他的科目领域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我也衷心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有这样一份教育的热情，这样一份文化的理想，带动更多的老师参加这个教育的事业。

      以上就是我做的粗浅的总结，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2011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