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有几千年的发展的历史。从中国哲学的传统来看，哲学的第一个本性是实践。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密切关联人、人的生活的哲学，其根本点强调哲学干预生活、影响生活、塑造人、改变人，注重人的生存意义和精神境界。这一哲学的传统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的西方哲学家只是关注解释世界的传统很不相同。特别是儒家哲学，自孔子以来，历经汉唐至宋元明清的发展，一贯重视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为中心，以人的道德修身为中心，以追求人的人格完满和社会和谐为哲学的目标。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有诗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便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对形上学的建构和把握从不离开人伦日用的实践。所以，中国哲学非常强调哲学的实践性格，虽然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容纳了一些纯知识性的探究，但这些探究大多与经典体系有或近或远的联系，而经典则是作为人生意义和文化权威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借用《中庸》的话把中国哲学的传统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指哲学抽象的理论，中庸指日常生活的实践，王阳明的那两句诗，正是对《中庸》这句话的诗意的解说。中国哲学的这种实践性传统是中国人接受具有强烈实践性格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的根据。

      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的最大影响是，使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中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无可否认，这种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性哲学家和思想性哲学家、学院性哲学家和实践性哲学家的分化，多少弱化了哲学的实践性。这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说，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大学为主的现代体制以后哲学在本质上就不再能实现其实践的本性，而是说，正如韦伯指出的，在具有强大控制力的现代管理体制和官僚科层化的管理运作下，如果哲学的从业员没有或丧失了对生活世界的基本关怀，遗忘了哲学应有的实践品格，完全屈从于现代的“数目字管理”，使对智慧的追求和人格的提升，淹没在所谓的“核心刊物的发表率”“报刊文摘的转载率”“课题基金数”和各种重复的基金课题之中，哲学的“繁荣”将变成虚假的、形式主义的、脱离中国社会真实的现实需求和理论需求的“泡沫”。

      最近发布的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要真正落实其中的精神，我们必须发扬中国哲学传统的实践精神，大力改革目前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以实事求是和联系实际的精神，杜绝学术泡沫，以迎接哲学与人文学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的有效进步和真正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