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6日晚，云南士恒教育基金会“哲学与文化中国”系列讲座再次来到云南师范大学。此次讲座有幸邀请到第二届士恒青年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杨清媚老师莅临开讲。

老师提出，该讲座主要围绕费孝通先生及其同事在云南的讨论，力图进行一些回应与整合。一般而言，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孤立，“瓜分”了“燕京学派”的学术遗产，讲座的讨论中试将三者还原、整合，使整个学术面貌趋于统一完整。

“社区调查”是否构成“燕京学派”的全部以及如何围绕此次的参考文献对问题进行勾勒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问题的提出一方面促使我们回溯“燕京学派”对西方理论的引介、消化，以及他们在经验研究中如何回应与发现；另一方面也让人意识到现有的对“燕京学派”的探讨局限在功能主义的范围内，构成对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扁平化的论述。实际上，这遮蔽了“燕京学派”诸人与当时的哲学、历史学和思想界的密切互动，从而未能真正正视“燕京学派”对这些学科的知识贡献。还应清楚，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三人构成了“燕京学派”的研究主线与思想核心，探讨时可围绕三人展开。

“燕京学派”在中国最早谈到“知识社会学”这个学科概念，1934年，吴文藻在其《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一文中，已经提及曼海姆的研究值得引起关注。“知识社会学”有多脉学术系统，最早一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论述，它将人对自身的理解限制在经济方面。接着，曼海姆则将经济方面存在的人扩展为“社会化的存在”，认为公共道德意义是社会赋予的东西，构成了人存在的核心。韦伯的一脉则认为对人的理解应该从其主观意义来看，要了解一个人如何表达他自己。舍勒的一脉则认为韦伯的提法只注重人的个体性意义，无法解释人的群体性意义，他认为人的知识分为在自己存在前就有的，包括传染性的习俗在内的“先天知识”，和有意识后有意识地去模仿的“习得的知识”。“先天知识”是群体的灵魂，感染方式是从底层往上走；而“习得的知识”运动轨迹是从上面的知识精英往下到大众社会，是文化精神的运动。而知识社会学就应该研究文化的精神运动方式。他认为群体的作用最重要，从而反对韦伯太过肯定个人的作用。而“燕京学派”，自吴文藻开始，最初继承了曼海姆这一脉，以此展开谈论与实践。但是很快，费孝通和李安宅都放弃了他，转向韦伯的知识社会学；而吴文藻仅在功能主义的落地实践上吸收了曼海姆的一些理论部分，对他整个理论系统及背景其实不怎么感兴趣。

接着看吴文藻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理解与发挥：首先，吴文藻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功能主义的理论相结合，提出“文化三因子”说。“文化三因子”是精神、社会、物质，三者紧密联系，构成文化的基本要素与社会运动的动力链条，其中“社会”是最核心的部分，是动力因素，精神与之相比则是被动的。此外，在引介曼海姆之前，吴文藻对于民族国家的设想和改革方案已有较成熟的看法，他突出强调了曼海姆部分思想，以支持自己的论述，从他《蒙古包》一文的讨论可看出。文中，吴文藻认为，蒙古包的流动意味着蒙古人的生活是流动的，这造成难以管辖，交通不便，文化发展缓慢的局面，因而改造它的第一个措施是拆掉蒙古包，让人定居下来，并采取文化同化的方式进行改造。“文化同化”是治理边疆最首要的手段，因为边疆只有社会而没有文化，理性不高，该方式则可促进其理性化。吴文藻还在《民族与国家》一文中提出，文化变迁必须通过文化接触，而最重要的接触是华侨。此外，他明确了“社区研究”的重点是寻求文化变迁中的比较单位，它是基于土地、人口等变量而匹配区分出的一个比较单位。

总结起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使吴文藻更明确地实现了以下几点：其一是将“功能主义”的动力解释从一种无意识的冲动转化为能被人所自觉并主动把握的理性认识，这种转化使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成为可能。其二是将社会结构与人的内在精神沟通起来，并认为可以由实践和制度变迁来解决，这一命题构成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问题。其三提供文化三因子排序的依据，使人类学的应用从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那种以呈现当地社会为主的状态，转变为促进制度变革以有利于行政的主动姿态。

沿着吴文藻开辟的比较研究方向，费孝通进一步开拓了燕京学派的研究格局。他将比较研究发展出三支线索：从江村到禄村到“双轨政治”为一种，集中于乡村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为一种，在费孝通晚年更扩宽为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比较视野；还有一种呈现为民族研究，而实为宗教与礼教的比较研究。这三条线索都有知识社会学作为基础。费孝通对乡土工业问题的理论思考借鉴韦伯和托尼很多。同时，费孝通也接受吴文藻的“文化三因子”说，但两人关注的知识分子及其角色并不一致。费孝通认为能够有效推动基层社会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可能是那些出身本地、熟悉乡土情况并能回到乡土的知识分子；而吴文藻认为，来自中央或者更发达地区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制定更符合现代化变迁方向的政策，本土的知识分子受其社会条件所限，不一定有那种眼光。如果按照韦伯的观点，吴文藻所渴望见到的那种依赖高度理性治理的现代国家，必须要以高度组织化、官僚化与去巫术化为条件，历史上只有基督教新教最大限度地达成了这些条件 。费孝通则注意到，这种贯穿到底的理性的制度设计事实上行不通，因此，他在1940年代后期提出的“双轨政治”构成了对吴文藻的补充。此外，费孝通还详细探讨了礼教与宗教作为双重知识体系文明的对话问题，这个问题与绅士问题构成费孝通推进中国研究的实质问题。和吴文藻一样，费孝通并未对宗教赋予更多热情，同时，在宗教和礼教问题上，他一直认为礼教占据着更高位置。但是，他面对边疆地区的宗教社会时，反对吴文藻的文化同化主张，并且对于“混杂性”有着浓厚的兴趣。

紧接着老师勾勒了李安宅相关学术研究：他主要研究藏传佛教社会的知识与知识人问题。李安宅沿着韦伯的藏传佛教研究展开，注重其理性化的部分（格鲁巴），而不过多讨论宁玛巴的灵知修持的社会理论意义，越往后写越将其归入巫术性的成分之中。

最后，老师对三人研究贡献及以此提出的问题进行整合、回应，以此结束讲座。讲座至晚上21点多结束，讲解过程中逻辑严密、层层推进，资料翔实、论据充分，且理论展开严密而系统，以此看出老师严谨的治学之风，也博得了讲座现场同学的掌声。

本学期云南士恒教育基金会“哲学与文化中国”主题讲座至此落下帷幕，下学期学术精英们将到昆继续开讲，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