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晚，士恒精品讲座在云南师范大学如期开展，本次云南士恒教育基金会邀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吴教授的讲题是《西方思想中的弑父问题》。
 

从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入手，吴飞教授讲到，对于传统的批判最核心的是对人伦的批判，而人伦的核心即三纲。我们之所以在现代以来能够这么彻底地否定传统人伦、三纲，这与郭沫若先生以来社会发展史研究中接受了母系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观点难以分开。

在西方，母权论问题的产生，始于1860年代巴霍芬《母权论》的出版，而到1895年左右母权论问题就已经被推翻。在中国，第一个接受母权论观点的是康有为，他的《大同书》里曾提及到母权论的一些观点，而真正将母权论观点推广开来的是郭沫若。然而，在康氏、郭氏接受西方母权论观点之时，这一观点已经被西方学界推翻。

虽然母权论在西方被否定，但母权论所关心的两个实质问题却延续下去：第一，婚姻与人性的关系，转化为“乱伦禁忌”问题。第二，国家的产生问题，转化为“弑父情结”问题。国家产生的问题，是吴飞老师本场讲座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国家产生问题的起源与弑父情结有关。

在现代西方，最早对弑父问题进行讨论的是达尔文，达尔文对母系论进行了批驳，并对早期社会进行了想象，他认为：“十分近乎事实的看法是，最原始的人在本地以小群为生活单位，一群构成一个社群，社群之中，每一个男子有个单一的妻子，或，如果强有力的话，有几个妻子，他对妻子防卫得十分周密，惟恐别的男子有所觊觎。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他当时还不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而只是和不止一个的妻子厮守在一起，有如大猩猩一般。因为所有的土著居民‘异口同声地说，在一队大猩猩之中，他们所看到的成年的公的总是只有一只，等到幼的公的长大以后，队中就发生争夺霸权的战斗，而其中最强有力的公的，在把其他公的杀死和赶走之后，就自立为社群的首脑。’这样被赶走而比较少壮的公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流浪之后，会终于成功地找到一个配偶，别成一个社群的起点，而这样，也就避免了在同一家族之内进行过于近密的近亲婚配。”

达尔文对野牛的王位继承制进行考察，设想早期人类是否也有和野牛的王位继承相类似的的弑父继承？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说，一个君主制群体，在人类社会中又怎样过渡到民主制呢？

达尔文之后，对此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的是苏格兰的学者阿特金森，他把达尔文的故事更详细和生动地讲了下去，认为人和动物最初都是类似的一夫多妻制，他称为“独眼巨人家族”，父亲占有所有的女人，包括自己的女儿，所有儿子在成年之后都被赶走，等到父亲衰老之后，儿子们会联合起来杀死他，再彼此杀戮，最后的胜出者成为新的独眼巨人，这是独眼巨人王朝继承王位的方式。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发情期，正因为人类没有发情期，人类随时都会因为女性的争夺而发生斗争，所以人类的争夺尤为残酷。

那么什么时候产生文明呢？父子之间最终能够媾和？阿特金森想象出了这么一个故事：在独眼巨人家族中，母亲出于母爱，希望能够留下一个儿子，但父亲总会拒绝母亲的要求。这样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一个父亲答应了母亲的要求，留下了最小的儿子，一方面因为年老后性欲衰退，另一方面因为他对自己力量的自信。于是，在这个群体中，父子之间要严格规定性权利：儿子不准染指他的母亲和姊妹，这成为了最初的法律。儿子必须到别处去寻求配偶，父亲也不能动这些女人。法律一经确立，其他的儿子也慢慢加入了群体，这个群体逐渐超过了周围其他的群体。父亲死了以后，兄弟们也不会染指她们，于是招赘别的男人进来，这个群体更加强大，这个群体，就成为兄弟之间的民主政府，这时人类进入依靠法治的文明状态。
 

但是，弗洛伊德认为阿特金森提出的一位母亲出于母爱而请求父亲留下一个儿子的做法过于浪漫，不像真的。弗洛伊德认为“一位暴烈而又充满嫉妒的父亲，他独占了所有的女人，并将他那些长大了的儿子全部赶了出去。......假设有一天，那些被父亲驱逐出来的兄弟们聚在了一起，联合杀死并分食了其父亲，这样就终结了那种父权制的群落组织形式。通过联合，他们终于有勇气去做并做成了单凭他们个人的力量无法做成的事情。（也许是，某些文化的进步，像掌握了某些形式的武器，给予了他们一种拥有至上力量的感觉。）对于同类相食的原始人来说，在杀死了其牺牲者之后将其分食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位暴虐的原初之父无疑是兄弟们畏惧和嫉妒的对象；通过分食他的行动，他们也完成了对他的认同作用，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也都获得了他的一部分力量。图腾餐（也许就是人类最早的节日）也因此成为对这种难以忘却的犯罪行为的重复和纪念，它也是人类许多事物的开端，像社会组织、道德戒律以及宗教等。”

阿特金森把弑父当成常规的继承手段，弗洛伊德认为，弑父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罪行，是原罪，所以他真正关心的，是弑父之后的事。兄弟弑父后，谁也不能像父亲那样独占所有的女人，于是就设立了乱伦禁忌。兄弟联盟制度不稳之时，由母亲管理，这是弗洛伊德理解的母权制，这时出现了女神。后来，出现了父神，家庭中恢复了父权制，但兄弟之间（即新的父亲之间），却形成了民主制度，城邦的民主制与家庭中的父权制，这正是希腊城邦中的状况。

几乎与弗洛伊德同时的弗雷泽，在《金枝》中讲了内米的狄安娜祭司弑君的故事，只有杀掉原来的祭司，那个弑杀祭司的人才能成为新的祭司，这种弑君继承与达尔文、阿特金森的弑父继承很相似，弗雷泽认为，在很多民族中，都有弑君的这种风俗。国王总会衰老和死亡，防止王位出现危险的办法只有一个：人神的能力一露衰退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将国王杀死，必须在将来的衰退产生严重损害之前，把他的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杀死国王，恰恰是为了保护他的灵魂的活力，“这条规定可以说是既保证他的神性的生命精力充沛，又保证一旦他的精力初见不济时就转给适当的继承者。只要他能用强壮的手保持住他的王位，就可以推定他的自然精力并未减退，而他之败于或死于他人之手就证明他的精力开始衰退，也正是他神灵生命该寄居在一个不那么衰朽的躯壳里的时候。”

弑父、弑君、弑神，三个主题是紧密相关的，在阿特金森和弗洛伊德笔下，弑父就是弑君，弑杀行为意味着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变。在弗洛伊德和弗雷泽笔下，弑君和弑神又是相联系的，他们都由此推到了基督教的父神。

吴飞老师指出，在目前所见的人类文明中，没有哪个文明的政治形态不是从君主制开始的，而君主制的起源，又往往和父家长制的家庭相关。这几个弑父、弑君的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在西方文明的体系中，独眼巨人式的父君主制怎样过渡到民主制，为什么民主制是好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古典学研究的一个自然延伸，而君主制和父权制的关系，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此，吴飞老师讲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起源进行了讨论，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城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核心理论——形质论，男人提供形式，女人提供质料，在政治生活中，法律就是形式。如果有一个杰出的超人出现，他就是形式，而且比法律的形式更优秀，这个人，就如同城邦公民的一个父亲，由一个杰出的父亲统治的君主制城邦，在理论上是最佳政体。但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讲君主制如何过渡到民主制，大的村落怎么变成民主制城邦。阿特金森和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必然通过一件非常血腥的弑父案来完成。但是，弗洛伊德也告诉我们即便在民主制的时代，人们仍然需要严厉的父亲，要么在家庭中，要么在宗教中。因为，西方哲学的基础就是形质论，父就是形式，必须有一个载体来承担这个形式，到了宗教中，上帝就是最高的形式。

最后，吴飞教授指出，弑父问题源于亚里士多德这套较为完善的哲学，但是这套哲学中依然有不可化解的困难。比如，由家庭而扩大为君主制国家，是古代政治的通常模式，但由君主制如何演变成民主制，却存在巨大的断裂，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说这个过渡是怎么完成的，但我们可以想见到这个过渡是不会平稳完成的。家庭与国家逻辑的不同，体现在希腊罗马的城邦民主与父家长制之间两种完全不同的组成模式之中，而其哲学根源，则在于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张力。而我们能否用另外一种哲学方式来理解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解人伦关系的哲学基础，或者说从中国思想中去重新理解这个最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这是吴飞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本新闻稿所涉学术观点，未经吴飞教授审阅，仅供参考。转载请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