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纪祥 原载于：《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近代以来，以中文撰写的历史教科书中都会述及所谓“西周”与“东周”的概念，这是一种时代的分期观。正如西汉与东汉以“光武中兴”作为朝代的分期界线，同时也是时间坐标，以此划分汉代为两个时期。也如同晋代之分为西晋与东晋，以“晋室南渡”作为划分时间的坐标；同时，西汉都于长安、东汉都于洛阳，西晋都于长安、东晋则都于金陵；若所谓“西周”者，则都于镐京，东周者则都于洛邑（雒邑）。可以看出，这些朝代皆有一个历史分期模式特色：第一，区分一朝代为二的称名，皆为西与东，“西”在该历史朝代前期，“东”则在历史朝代后期；第二，所以前、后与所以西、东，与该朝代京师国都坐落方位有关，故周称西、东，汉称西、东，唯晋则不称北、南，而仍以西、东称之，明显是用历史典故作为分期依据，与后来宋代在宋室南渡后，将宋高宗以来的时段称为“南宋”，而南渡以前时段称为“北宋”之称名法不同；第三，两个阶段的分期皆拥有各自的次名：如西/东周、西/东汉、西/东晋，此一次名皆隶属于一个朝代的共名之下：如周代、汉代、晋代。因此，我们可以称此种朝代共名下再区分为两个次名的历史观为“历史分期观”。周代作为共名之下的次名分期，其界限所在的时间坐标，则以“平王东迁”作为划分“西周”、“东周”的依据，这是一种“后司马迁时代”才出现的“周代分期观”。

近古以来许多学者在研究周代历史时，也都不免成了“接受史”中的案例，受此历史常识化影响，“接受”了该“周代分期观”，都采用以“周平王”作为“西周/东周”分界的模式。例如明清历史小说中的《东周列国志》，或是晚近以来的学者著作《西周史》、《西周编年》、《两周史论》等，反映的便是作为历史常识的“周代分期观”进入书名中的普及性与常态化。笔者以近代学者著作为例，目的并不是要指出其中有什么对错，相反地，近代以来研究“两周”著作的书名现象中必然蕴藏某种历史性，愈是成为常态现象的措词愈是如此；当潜藏的“两周”意识指向“周代分期观”下的“西周”与“东周”时，这样的“两周”措词决然与司马迁笔下的“两周”措词不同。笔者举出此一专业领域中历史常识化的现象，乃是为了表明，即便是“历史常识”也有其“历史化”的形成过程；“历史化”的过程，或是“流传史”的脉络，又或者是“接受史”的角度，都是一种观史的态度；这意味着“历史常识”在其开始时本系“非历史常识”，其“形成过程”是一个历史学领域中可被探讨的对象。

虽然此种类型的历史分期观，在今日已是极为普及的历史常识认知，然而在司马迁之前，至少早到孔子之时，真的已经出现“西周”与“东周”的历史分期观吗？孔子殁时为鲁哀公十六年，时当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逾二年为鲁哀公十八年，周敬王崩。周敬王之前，史官或列国贵族及大夫等知识掌握者，是否已出现这样的认知与认知措词？孔子亦是一位知识掌握者，身处周平王东迁后的时代变局中，他是否将东迁于“王城”之前的周朝称之为“西周”，而将自我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东周”呢？《论语》中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东周”一词，是这样的语境吗？这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如果自周平王东迁以来，新的京师及新的王室已经开始有“周分为二”的“分期史观”，“二周”的用词与历史分期观点，于东迁伊始便已出现，那么在孔子言及“周史”的言论中，应当也会出现上述“周代分期观”之用词，一如今天我们已在使用的“西周”、“东周”二词？

下逮以继承孔子为己任的司马迁，其所作之《史记》，已然处在一个回眸遥望古代历史的汉代，那么本文不免要提出一个问题：以“踵《春秋》之后”为使命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无此种“周史分期观”的印迹？反映在《史记》中的周史观究竟如何？由于司马迁自述其宗旨为“踵《春秋》之后”，因而本文在考察司马迁周史观之前，理当对孔子的周史观作出描绘；同时藉此检视司马迁的周史观能否被视为“公羊家言”。尤其引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亲闻董生的书写以为依据，而忽略考察司马迁何以未予“董仲舒”一个“专传”的用意。因此，在《汉书》营造出汉初《公羊传》因董仲舒、胡毋生传衍“孔子《春秋》学”的时代氛围中，司马迁“一家之言”的语境究竟如何“踵《春秋》”呢？我们也可从《史记》的“周史观”开启一个考察的新视角。

本文所欲处理的问题有三个：第一，论述此一历史常态与普及用语的概念，乃是后来在历史中所形成的；第二，以《史记》文本为中心，考察司马迁笔下尚未出现以“平王东迁”为周代分界的“东/西周”用法；第三，司马迁对于周代历史亦有其史观，此一史观导源于孔子；司马迁以孔子视野所立足眺望者，在回顾周史兴衰后，制作出的文本便是本纪体裁的《周本纪》、表体的《三代世表》与《十二诸侯年表》；尤其是后者，笔者将证明这两个表是考察司马迁周史观的关键所在。笔者亦将进一步阐明，孔子与司马迁的周史观乃是一种“周史变化观”，与后世形成的另一类型之“周代分期观”不同。前者有着世道运行的动态意含，后者则纯粹是以显著事件作为一种历史分期标志。孔子时尚无后世所称的“春秋时代”一词，因之孔子亦无使用“春秋”一词作为时间坐标以指涉当代之可能。孔子言论中出现的“周史变化观”，并未给予一个明确的历史坐标，此一坐标乃系司马迁于《史记》中所标志；司马迁甚至将孔子言说周史变化观的时间坐标也标示出来，孔子言说的“现在”于是成为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司马迁的“现在”则在“踵《春秋》之后”的使命中，联系起司马迁对孔子“周史变化观”的继承。

一、《论语》中孔子的周史观

欲言司马迁的周史观，必得先明孔子的周史观；欲明孔子的周史观，则须先明孔子对其所处世势的当下感受。孔子的历史感不只涉及“过去”，抑且涉及“现在”，孔子的史观是一动态生成的史观，由过去至于现在可以知今、由现在可以逆溯而观古，“古今之变”便是孔子观史所成之史观；“礼”是内在脉络的主轴，“有道无道”是升降变化的指标；故《论语·八佾》载其言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依注家之解，“文献”一词是“文”与“献”各有所指，换言之，“文献”在此尚未成词。“文”、“献”各自所指的意义，汉儒郑玄的解释与宋儒朱熹的解释大为不同。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前者指可透过“阅读”而得到“能言”的对象；后者则指可透过“口头探询”而得到“能言”的对象；两者皆指向“探询”的意含则一。依朱熹所注之义，认为在“夏礼”、“殷礼”那里原有的“空白”处，因“文、献”的“拥有”而能“征之”，亦即“空白”透过“文、献”而得以填补；夏礼与殷礼也遂“能言之”。朱熹注：“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笔者这样的解读乃是依朱熹之注的解释，是故朱熹注“征”为“证也”。然而，若是回到汉儒的注解，则可能是一种更有主体性的景象，尤其是指向杞、宋两位国君的批评景象，便在汉儒注解“文、献”二字中出现，此盖与朱熹的解读，甚至近代以来在“文献”二字已成专词之后的解读，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校永怀堂本与阮元校勘注疏本何晏《论语集解》中，上引文本的章句系分为二，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为上句；“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为下句。上句何晏引包咸之注以为解，下句则引郑玄之注以为解。何晏“集解”中对于“注文”介入后的本文章句，很显然已对《论语》所载中孔子所言作了句读与解释。我们认为，何晏的章句未必为古义，如果依其所呈现的章句为解，则古义遂没。笔者所持理由便在于何晏《论语集解》中所引述的包咸注与郑玄注，何晏引包咸注云：“包曰：……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引郑玄注云：“郑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明显地，“文、献”二字在此不仅并未成“词”，乃系独立的“文”、“献”单字；同时，对两字之义的解读，郑玄的解读也与朱熹不同。郑注的“文、献”，必须要联上句为读，“文、献”二字才能见其语义，而且此二字决不是指向“学问”的途径，而系指杞、宋二君的治国能力与成效。由于杞、宋二君在“文（章）”、“贤（才）”上的不足，使得杞、宋二国虽为夏、殷之后，却无法“成/证”孔子的“能言夏礼”；如果此二国的“文章”、“贤才”皆“足”，那么就能“成/证”夫子“吾能言之”的“夏礼”了。由郑注看，他以为孔子之意仍在讨论“夏礼”与“治国”之关系，而且此一有“文”有“献”的“夏礼”，孔子是“能言”的，显然孔子对杞、宋二国的“文、献”有一份失落感，遗存在孔子对弟子的言谈中。由是，笔者以为，依郑玄之注，“文”与“献”之上应当各有一个主格存在，郑玄注即以为此主格当为二君，二君无文章亦无贤才，则自然不能“成就”其所治之二国。是故这一段文本的解读应当上下两句联读，“文献不足故也”也应当联上句而不应断开。“文、献”与“杞、宋”、“足、征”的关系，应当由“杞宋二君”来绾合此三者，从实践的彰显度来印证孔子所能言的“夏殷之礼”之多寡，而不在“文本”形态的“文献”中“证明”孔子所能“言之”者的正确与否。朱熹的读法，正是以“文章”与“贤者”为一具有自足性与对象性的客体而可待他人来探问者；郑玄所注的古义反倒比较接近孔子所言的真谛，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一份对杞、宋二国国君不能“足征”的失落感怀。

《论语·为政》又云：“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于”与“损益”，皆见孔子对天下大势乃至世局的关切，是有其主轴的，这个主轴的中心脉络可以用“道”字指称之，并且将对“道”的关怀与用心置于历史脉络之中，来考察一个时代的历史形势之升降变化，笔者称孔子此种模式下的历史观为“周史变化观”。依上文所引，孔子关心的不止是追问自身所处的现在世界何以如此，并且也关怀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即“三代”；依孔子所言，欲观“现在”何以如此，必须要从历史的升降变化来考察，始能言之；则欲观周代，亦不能仅仅是针对周代一朝来思考与观史；欲从周史的回顾考察今日现象的形成，则更须先观“夏、商损益”的历史脉络；此所以《论语》中载有孔门师弟关心此课题的对话记录之故。对于孔子如何感受其所居处的现在世，《论语·八佾》载：“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仪”是卫国之邑，“封人”系卫国职官名，时孔子与诸弟子在卫，故仪封人请见，既见后，出而谓孔门诸弟子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显然是将天下形势视为“天下无道”并且“久矣”的现在世，复又以现在之天下无道与孔子之所为联系起来评价孔子；卫大夫之评价当可旁证卫国舆论的若干氛围；要之，孔门弟子将此段“他者的正面评价”选入《论语》，则弟子们显然同意仪封人的推崇。

又，《论语·微子》篇中，记孔子、门人与当时隐者长沮、桀溺相遇之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正因孔子以现在之世为一“天下无道之世”，方有此反语。

可见，孔子对当下当世的现在感，持一个天下无道的观点，这个天下无道有其所至为关切的具体现象。在具体现象中，便是“无道久矣”的形势观察，而所以无道久矣的观察，通过对历史上的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便形成一条观察的中心主轴。此一中心主轴的根源，在于周天子所在的周王室。以此出发，遂有势变之降的感叹，也才有相对于周天子而的“诸侯”、“大夫”、“陪臣”之语词主体，将这些主体联系起来的并非一个盛世的发展史轴，反倒是一个衰世的无道运行；这一切变化从历史角度观之，全系因为持天下礼乐制度、征伐秩序的位所，已经在“周史变化”中，由天子下降到诸侯。《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之言所表出者，乃是一种“周室”在历史中随世运而益降的观点，可如下所示：

（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Ⅱ）天下无道：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　礼乐征伐自诸侯→礼乐征伐自大夫→陪臣执国命对于这样的周史观，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变化观，亦即孔子的“周史三变观”。

上述“大夫”一词，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为家臣阳虎所囚。”是文中所谓“大夫”，即鲁国“季氏之属”。所谓“陪臣”，何晏《集解》引马融注：“马曰：陪，重也；谓家臣。阳虎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齐。”是“陪臣执国命”，于鲁国即指季氏之家臣“阳虎之属”。何晏《集解》于此所引据，无论是引孔安国或是马融之注，皆以鲁国为说，欲合于本文中孔子所言十世、五世、三世也；如是，则孔子之叹虽若有实事之于鲁国发生；然而，如此下注以解《论语》所载孔子之言，孔子所慨叹的“天下有道”至于“天下无道”之形势变化，便竟只成了一种地方性、区域史的“鲁史观”，而非以鲁地所感所受为存在基础，借着“志于道”、“拨乱反正”的“梦见周公”以大其视野，怀抱“吾其为东周乎”心志的周史观。《论语·宪问》：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何晏《集解》引马融注曰：“成子，齐大夫陈恒也。”朱熹《论语集注》则注云：“是时孔子致仕居鲁，沐浴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则孔子亦关怀于齐国发生之事：陈成子以臣弑君，即是不义之征伐事，已自大夫出，尤有甚者，竟为弑君上之事。是故孔子斋沐而朝告于哀公，请其讨伐；此举视若迂事，然适足以见孔子所投射出的心境，决非囿限一地的“鲁史观”；同时，我们也可以察见体知，孔子为此事专门斋沐而朝，实是希望鲁哀公能有一表态，表态中即便无出兵动作亦当有一声明。孔子此意，其孔门弟子当知之，否则不必记录于《论语》中。

陪臣既是挟诸侯大夫的家臣，则孔子所言，“自大夫出”与“陪臣执国命”，便有意义上之差别，“自大夫出”尚可见诸侯国君之命为假，而“陪臣执国命”则全然已见“家凌驾国”之势无可返。要之，孔子所述之主轴，关键则仍在天下权力之源的周天子，有周天子之衰，方有诸侯之礼乐征伐；有各诸侯国君之衰，方有大夫之礼乐征伐；有大夫家臣之强横，方有“陪臣执国命”；孔子实以四个阶层性来表述此一世道之愈降性，此即：天子—诸侯—大夫—陪臣。《论语》中孔子之周史观，不仅是一“周史的变化观”，而且是迄今为止仍在其势运当中而体会于今、观看于前的周代历史之变化观。在此“周史变化观”中，可以明显看到势与道之陵夷升降的三变观；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孔子对“周史”所表述的“周史三变观”；文本来源所据则出于《论语·季氏》。孔子对鲁国之陪臣大夫执国命的现象，尤其有着大其视野的联系，于空间则联系到以“周室天子”为主的天下，于时间上亦大其上下视野于“周史”上的变化，甚至进而于观史言说中道出何以现在世界会如此；在孔子所述的“周史变化观”中，很显然地，系以“周天子”为主的历史变化主轴与中心，及此变化主轴之迄于今的观察与联系，乃是孔子深切感受于当下的核心所在；无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或“吾其为东周乎”等语言，皆环绕于此。《论语·八佾》记载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不满之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正是象征天子祭献时所用之舞秩，鲁国为诸侯，只能用六，唯因其祖周公之故，得特准于祭祀周公于太庙时，用天子之秩，以八为舞数；至于他公之宫的祭祀，则仍须比于诸侯之体制；对于鲁国何时开始僭用八秩，已不可考；可知者，为鲁国国君早已僭用八秩之礼久矣，是故遂有家臣季氏亦仿用八佾舞于庭之事，孔子对此事乃有“不可忍”之言。《左传》记载鲁隐公五年（前７１８）欲于仲子之宫献祭而询之以羽数，最后以诸侯当用六而得其数，故《春秋》经文书云：“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左传》则云：“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杜预注云：“万，舞也。”杜预又以为鲁君早已僭用八佾行祭，非仅祭祀周公于太庙而已，于历代诸公之宫亦然，僭用八数久矣；故经文所书“初献六羽”之“初”义，乃指隐公为仲子亦即其弟桓公之母而设之羽数，仿诸侯而用六义；杜预并举季氏之僭用八事件作比较。杜预云：“鲁唯文王、周公庙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隐公特立此妇人之庙，详问众仲，因明大典。故传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后季氏舞八佾于庭，知唯在仲子之庙用六。”孔颖达《正义》疏云：

由文王、周公庙用八佾，他公之庙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隐公详问众仲，众仲因明大典，公从其言，于仲子之庙初献六羽。故传亦因言始用六佾。谓仲子之庙用六佾，他公则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时，鲁犹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传》称：昭公谓子家驹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是昭公之时，僭用八也。

《礼记·祭统》亦载：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

孔颖达疏所云是《公羊传》所载子家驹直言鲁昭公之僭，昭公之僭即是诸侯之僭；而《论语》所载则季氏之僭，季氏之僭即是大夫之僭也。

《公羊传》于《春秋》经文昭公二十五年秋九月“齐侯唁公于野井”下云：“唁公者何？昭公将弑季氏。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传文“昭公将弑季氏”，何休注：“传言弑者，从昭公之辞。”传文之“公室”，何休注：“诸侯称公室”，盖相对“王室”一词。徐彦疏：“解云：隐四年传云：‘与弑公。’何氏云：‘弑者，杀君之辞。’然则臣下犯于君、父，皆谓之弑。今昭公欲讨臣下而言弑，违于常义，故须解之。”是传文转录昭公所言欲“弑”季氏，而不曰“杀”，故注、疏皆于此有解。《公羊传》又续载鲁昭公与子家驹之对话，曰：

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且夫牛马维娄，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众久矣，君无多辱焉。”然则诸侯不立两观，周衰，诸侯僭而置之。是臣无有事君之礼也。天子之舞，始设朱干，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权丧失也。

从《公羊传》可知，不仅当时之形势已如子家驹所言，而且昭公自己恐怕亦以季氏违于常义之势为“常”，故不自觉以“弑季氏”为言辞，已忘自为“君”之位阶，当用“讨”、“杀”也，此正何休解诂之要义。而“子家驹”的言说，在《公羊传》传文中，则系以“引文叙事”的模式出现，其所言说的“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久矣！”明白地反映出当时鲁国大臣的周史观点。而子家驹的时代在鲁昭公时，正与孔子同时，是故如果鲁国的子家驹与孔子的周史升降之变化观点是相近的，那么对于世道益降、王室愈衰的周代大势之观察，便不止于是孔子一人之言而已；至少我们在此已经看到鲁大夫子家驹、孔子、孔门诸弟子，以及后来的诸儒者流之观点中，皆具有“王室→诸侯→大夫”的“周史变化观”之模式。

在《论语》中，唯一出现“东周”一词者，为《阳货》所记孔子之言：“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盖《论语》所记原文本载孔子、子路师弟间对话，其本事则在“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弗扰乃季氏宰，此时据费邑以畔，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质，孔子答云。何晏《论语集解》引汉孔安国之注，云：“不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也。”是故子路有不悦之言，而孔子答云则有“东周”之语。何晏《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皇侃疏则云：“鲁在东，周在西，云东周者，欲于鲁而兴周道；故云：吾其为东周也。一云：周室东迁洛邑，故曰东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择地而兴周道也。”何晏注“东周”无殊义，仅以孔子所在欲治之方位言，盖鲁相对于周而方位在东方也，故云“东周”；皇侃《义疏》所引三说，似以第一说义为长，类近公羊家“王鲁”之说。第二说以平王东迁洛邑故为东周，则其义最浅，盖用后起之周代分期观为说义，故也。

朱熹《论语集注》释此句则云：“岂徒哉，言必用我也。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是朱熹亦解“东周”一词为“兴周道于东方”，其释“东周”之“东”，为方位词，盖实同于何晏之解。要之，笔者亦谓：缘由后世的“平王东迁观”形成以后，出现了以“周平王”作为时间坐标点来划分整个周代为二的“二周：西周/东周”观点，亦即是笔者在上文中所言之“周史分期观”；是以笔者必得面对《论语》中唯一出现的“东周”一词，虽然笔者在引述先儒之解释中，未能找到一个此词的确义，但至少可以证成孔子在用此词时，其意指绝非后世“周代分期观”模式的用法。

二、《史记》中的周史观

欲考究《史记》中的周史观，须从《史记》的“表”体书写入手。盖唯司马迁著《史记》制表体，始将孔子“周史变化观”之升降大势与兴衰所历，藉由“表见”（“表见”是司马迁自己的语言），由事以显，因年见序，使“周史变化观”不再只是感受与体会上的情境史观，而更是一具有编年坐标的序事与叙事。

司马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首先在文字部分表达了他对周代历史变化的观察：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之叙文中以“周厉王”作为关键词，故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何以厉王时是周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司马迁在此叙文中续曰：“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此文分明是类同于上述孔子的“王室衰”而后天下之政转移至于诸侯的周史变化观点，故曰“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文中的“是后……”，显然指“周厉王”以后，而不是本文前面所述今日之历史常识中的“平王东迁”以后。“是后”一词，表述的便是以“周厉王”作为周代历史升降盛衰的关键坐标。司马迁在他处，更多的是使用“幽、厉以后”作为一个周史盛衰变化升降的关键时刻之语言。

细察《十二诸侯年表》表体，会发现其顶首之格，系以周天子为主的编年，其下则依次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等共13个诸侯；据三家注本《史记》中之《十二诸侯年表》，则司马迁之表制共有１５横格，最上为年纪，盖“以年为表”也；其次为周；周以下则为诸侯：鲁为第一；自鲁迄吴，共13个诸侯。

《十二诸侯年表》的表制始自共和元年，终于孔子之卒；故《十二诸侯年表》叙云：“太史公曰：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司马迁制表欲以著见“盛衰大旨”，然而何者是他判断“盛衰”变化的依据？必有所据，方能依此解释其“大旨”？于是，首先是此表的起讫与始终，司马迁自云自共和为“始”，而“终”则在孔子；不仅在孔子，由此表的最后一条所纪之年，知此表实以“孔子卒”为“终”：顶格的周王之纪年，不过是见证与书写出孔子在那一年卒而已。司马迁何以如此重视“孔子卒”与“此表之终”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不仅因司马迁尊崇孔子，以为言六艺者必以孔子为宗；更因司马迁亦欲绍继孔子所述作之《春秋》。在《春秋》中，孔子笔下有著书“始”与书“终”之制义；《春秋》之“始”在“隐公元年”，“终”则在“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书写《春秋》何以在这“终”处绝笔而令其成就为“终”，则必然有其身为作述者之“作述意”，然而司马迁却系将《春秋》之“末条/西狩获麟”编年在孔子卒的前两年，亦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司马迁在制其表体时，显然在“终”处也绍继孔子之“终”，且以“孔子之终”为《十二诸侯年表》之“终”。但现在，笔者的疑问是：司马迁的以“孔子之终”为“司马迁制表之终”，究竟是哪一种“孔子之终”？是孔子的“书写之终”，还是孔子的“生命之终”？由《十二诸侯年表》看，司马迁选择的是后者，以孔子的“卒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为一个时代的表体之“终”。这不仅是司马迁个人的判断与书写定制，更是一个时代的传承史构思之问题，司马迁在制作此表时显然选择了《左传》，只有《左传》经文是记载至“孔子卒”这年为其“经文末条”的；《公羊》、《谷梁》的《春秋》经文都以鲁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作为孔子书写《春秋》的绝笔之末条处，与《左传》不同。或者，我们应当调整一下视野，进一步思索“《春秋》与三《传》”与“《春秋》与司马迁”的传承差异；司马迁何以选择“孔子卒”以制表的行动展现在《史记》的编制书写中时，何以司马迁与《左传》作者的构想一样，皆以“孔子卒”作为一个时代的编年大事以及编年象征，《左传》作者将这个时间坐标放置在经学史上的《春秋》经位阶，而司马迁则置于他自己追随孔子《春秋》编年所制作而成的《十二诸侯年表》中；是否司马迁真的在“传”的位阶上追随了《左传》，还是司马迁在追随孔子与“继《春秋》”时，作出表象上同于《左传》而实则意义并不尽同的判断与选择？因此，从《太史公自序》父子对话所言出发，司马迁采择“孔子卒”的意义，便不是从汉初流行的“《春秋》学主流”之“公羊家”来追随，而是可以朝向司马迁如何直接面对“五百之统”来思考，司马迁并未将自己定位仅止于汉代前期经师、博士的某家文本学而已。

关于此表，尚值一提者为司马迁的文字、表体，两者在“终”处之“释文”与“表见”仍有不同：以文言，司马迁定“孔子卒”为“终之义”；以表言，则司马迁在“孔子卒”后，仍有纪年两竖格，分别为周敬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盖司马迁此表既系周为顶格以谱其“统”，则周敬王之“崩年”在孔子之“卒年”之后两年，故“终之实”当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崩”作为《十二诸侯年表》的末条、末格之表见。

司马迁作此表的真谛在于他认为周室已衰，继之维持诸夏天下之安定与秩序者在于诸侯，故《十二诸侯年表》叙文曰：“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天下事件活动的主体，便已然自“周厉王之后”或是“共和行政之后”移转至诸侯，此后的周史大势，便在这十二诸侯之间；但其所以能够称之为十二诸侯者，实缘于周天子的“周室”，所以年表的制作顶格为周天子诸王，便是表达了天下的“统”仍系在“周”，而天下的大事则已移转下降至诸侯而非周王室。但是，天下之大势何时开始由周天子之周室下降至于以诸侯为主呢？司马迁显然定夺了“周厉王”与“共和行政”之间的等同关系，在司马迁眼中，其所立足的周史兴亡盛衰观，唯“周厉王”时“京师乱”，方有“诸侯力政”的“共和行政”。因之，作为编年表述的表体，本表之“始”，便在“共和元年（前841）”。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更多“周史变化观”之基本语言在司马迁笔下出现，正是这些基本语言，组合出司马迁用以表述的“周史变化观”的基调：“周道缺”、“王室衰”、“诸侯僭天子”、“诸侯力政”、“诸侯恣行”、“政由五伯”、“大夫僭诸侯”等。

《史记》书写不仅是继承与仿效《春秋》，同时在《孔子世家》中也明言“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太史公自序》更借书写司马谈与司马迁的对话，托出所以绍继《春秋》之故。因之，《十二诸侯年表》的表体之始、表体之终，便有其书法上的意义可言。此表之始既在“共和元年”，所以“始”之故，则我们可以并司马迁于《史记》中置在此表之前的《三代世表》一起考察。《三代世表》中的“三代”一词是指夏、商、周，但为何以“夏商周”为主体的《三代世表》却以“共和元年”为此表之“终”呢？为何没有将整个周代放入以三代为主的《世表》中？笔者认为，这应当有两点考虑：其一，是《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壶遂所言《春秋》与《史记》的差异，在于司马迁有“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考虑；而共和元年之前，实无纪年年号，是故从编年体制上来考虑，“世表”与“年表”的表体分期便在于共和元年；其二，是绍继《春秋》书法之义的书写，《三代世表》之“终”于“共和元年”与《十二诸侯年表》之“始”于“共和元年”，其实皆是一种书写意义的表达，这便是司马迁欲以“共和元年”作为一个里程碑标志的分界点；若是两个编世与编年的表相衔接，那么司马迁显然自《三代世表》的“黄帝为始”以迄《十二诸侯年表》的“孔子卒”，已经编制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序列，而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司马迁独以“共和元年”之“两次出现”作为两个表体的衔接，其意为何？作为历史的分界者显然来自作者的制作与选择，司马迁已然在此传达出“共和元年”的独特讯息，这个在表体之形制、内涵上均有其意义的分界点，正是司马迁意欲借着此一表体之制作，传达出一个源自孔子书写《春秋》之义的讯息：“共和元年”是周代历史中一个重大变化之坐标点。如果将《三代世表》与《十二诸侯年表》合观，便会发现此“两表为一”的“周史系世与纪年”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的划分依据正是司马迁所以要将《三代世表》结束在“共和元年”、《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之故；《三代世表》之叙云：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既然《世表》结束处与《年表》开端处都是“共和元年”，那么这年便是司马迁将之视为可以象征天下大势发生变化的一年，“共和元年”足堪作为一个象征的符示，用以“表见”周代大势变化在这一年的前后发生。是何种变化大势在这一年前后发生？解读周代有变化大势发生的依据与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欲解读此处的司马迁之笔，必须由孔子的周史观入手，否则便不能掌握司马迁的述意、作意之讯息；孔子周史观中表达了对周王室衰微、号令自诸侯出的变化升降之慨叹，司马迁显然在表体制作中置入了孔子的、也是自己的周史观，笔者将之称为“周史变化观”。

但是，我们也不免要问，孔子没有使用而为司马迁所选择的编年坐标“共和元年”，究竟传达了什么天下大势的升降变化？笔者认为，“共和元年”其实与司马迁的另一语言息息相关，两表之所欲以表见者，即是此语言之以文字所传述者：此即是司马迁笔下常用的“幽、厉以来”。盖司马迁实以周之“厉王”为周代历史中大势升降变化、与夫王室衰微、政由方伯之关键。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前文已引见司马迁此观点的表述，而在《周本纪》中，司马迁亦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堪注意司马迁此文与《十二诸侯年表》序文述的相类同调。《周本纪》复载：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造成的结果即是后来的厉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14年，结束于还政厉王之子静即位为宣王时；共和元年正是司马迁用以制为《十二诸侯年表》之“始”的“首年”。《周本纪》又载周幽王时“太史伯阳甫”之言：

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引文中的“西周”无关乎本文主旨所欲处理者，仅是一方位表达之词，欲言“三川、岐山”在“周之西”而已；是故其下司马迁述引伯阳甫之言，仍用“周”之词而云：“周将亡矣”；裴骃《集解》与张守节《正义》皆以后来之“西/东周”二词用法观读此词，彼等皆以司马迁此处用“西周”一词，即是“周室”义；恐皆有误。

引文所述周幽王二年（前780）伯阳甫之言，显然在史官或司马迁笔下，其史事只有三川之竭与岐山之崩；尚不及于幽王三年以后发生的废太子、宠褒姒、犬戎祸诸事件；是故，司马迁在此处系用史述文字中的“预言叙事”的叙事模式，假著名的“太史”角色伯阳甫之口言说而出；不论此一预言叙事系司马迁之假笔亦或是当时之太史真能预见而卜。总之，汉代的司马迁以其职司亦为太史令，同时又以祖先能为周之太史而为其荣，则身处汉代的司马迁之书写，反映出的乃是“周幽王”作为一个关键的“周史之符征”已经出现，而且是与“周厉王”共同并称为“幽厉”，作为“周史盛衰观”的关键符征出现。《太史公自序》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又述其父司马谈之言，记云：“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周本纪》之小序则云：“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德盛西伯”、“实抚天下”，故周之开国皆以“文武”为并称；“由厉至幽”，则是“既丧酆镐”；而迄于赧王，则“洛邑不祀”；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序于《周本纪》者，共四字成词者八句，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其兴也，则序文、武，始兴于文王之德盛，抚有天下在武王功成；其亡也，则序赧王之洛邑不祀；其序周之衰也，变化关键则在“由厉至幽”。是司马迁将整个《周本纪》之主轴放置在周史之兴亡观上，所谓见盛观衰与兴亡之迹者是也，而其变则在厉幽以来之势变。故《太史公自序》之《十二诸侯年表》小序云：“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小序则云：“《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叙文云：“《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而《史记·历书》云：“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同书《儒林列传》太史公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于是，“周厉王”与“共和元年”成为周代历史中由盛而衰的关键时刻与编年之坐标，周王室由盛而衰的转折即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周幽王置于周厉王之前，称“幽厉之后”；将厉王置于幽王前，并称“厉幽之后”文字，唯一见而已，《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叙：“太史公曰：周封五等……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依编年史序，当称“厉幽”，其所以称“厉幽”、“幽厉”意皆同。

因此，“幽厉以来”反映的是司马迁坐标于“厉王”的“古今之变”体察，则厉王之时，甚至是幽王之时，是否已形成“政由方伯”、“侯伯强国兴焉”的历史现象？“平王东迁”事件之后的“周朝形势”，一方面则是“王室衰微”，一方面则是“政由诸侯”，两者合言，确实是在平王东迁之后始出现的现象；但司马迁要考察的是已发生的现象，还是“古今变化兴衰”、“见盛观衰”的“兴亡消息”？“幽厉以来”的语言所反映的史观，对司马迁而言，确实是一个可以笼罩到平王东迁之后形势的语言，由此或者更可体会司马迁何以将周史形势变化的关键标志在厉王、坐标于共和之故。笔者认为，在《周本纪》中，司马迁特别载录厉王时“芮良夫（芮伯）”之言：“王室其将卑乎！”至幽王时则载录“周太史伯阳（甫）”两次发言，一则为惊恐之言，曰“周亡矣！”一则曰“祸成矣！”似乎更不可轻轻放过。“幽厉以来”的“幽王”时，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周亡于外夷”之大事件，这在周初开国便极重视“殷亡之鉴”的周史传统中，显然是一不可承载之“重”。在司马迁笔下，“幽王事件”的震动可能更超逾“东迁事件”，而“幽王事件”的肇端，司马迁已定在于厉王，否则“幽厉以来”在其笔下便不能成其词。

我们在《史记》本文的阅读中，尚注意到一特别的叙事笔法出现，在司马迁笔下，显然有意将“周衰以后”最重要的大事，聚焦于“孔子叙事”；由“周德之衰”到“孔子”的出现，两者从历史的脉络联系起来，便成为一个“周史叙事”的“叙事主轴”；司马迁立足汉代，其眼中的“周史视域”便系如此；将“周德之衰”与“孔子之出”作为前后两个重要的大事件，联系起两者的历史叙事之笔法，正是司马迁在“周史叙事”上的一个特别之处。司马迁以“周史兴衰”作为周史上的大事件，同时以“孔子书写/言说周史兴衰”作为周史上的大事件，两者显然有着“以事为本”及“以人为本”的主体性之不同；这个不同，还可以更进一步来看：前者的“事”是在后者的“叙事”中成立的；后者的“叙事”，又被后来者即司马迁视为一重要的“事”，因之必须对其进行“叙事”；“叙事”与“事”之间所联系出来的历史主轴及其意义为何？如何掌握叙事文本及其所载之事？司马迁如何继承孔子？阅读者不妨自《史记》文本如何呈现孔子叙事之掌握入手，庶乎以察见一二。孔子的“周史叙事”与司马迁“如何叙孔子周史叙事”，孔子的周史观与司马迁的周史观，由孔子到司马迁、由司马迁观孔子，司马迁所自言的绍孔子、继《春秋》处，已成为阅读者考验司马迁是否成功的观览处。孔子的周史叙事主轴在周史观，司马迁于是将“幽厉”视为孔子周史观的“表见”，“孔子叙事”已在司马迁笔下成为史脉的叙事主轴：“事←→孔子‘叙事’/‘事’←→司马迁‘叙事’”。

如此，司马迁何以绍继孔子之意义便更为昭然。司马迁不仅将“孔子叙事”与“司马迁叙事”作为“周史叙事”上的两个重大事件，而且还藉由后者突显前者何以是周史兴衰升降变化的关键事件。《太史公自序》之《孔子世家》小序云：“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可见作为一位在汉代意欲继承孔子之志、以及父亲司马谈之命的史家，司马迁观察到的周史观是与“孔子”及“孔子周史观”联系起来的，因而“孔子”与“孔子周史观”也成为一件“周代历史”中的“周史大事件”，甚至可以这样表述司马迁的周史观：正是因为幽厉之后的周道缺、礼乐衰、王室陵夷、诸侯力政、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才有孔子的仁以为己任，修《诗》、《书》、作《春秋》，以为天下之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但堪注意者，为司马迁对于孔子的“周史三变说”虽以继承之态度且将之作为一己周史观的立足点，但是司马迁却仅为“周史两变说”，仅在《史记》文本中强调“天子—诸侯—大夫”而已，在与《十二诸侯年表》相关文字论说中，绝未出现任何有关“陪臣执国命”的叙述史观，也未使用“陪臣”一词。司马迁使用“陪臣”一词，乃系出现在“孔后历史”的《六国年表》之时代中来使用其世道与世局之变化，一如前文已征引过的《太史公自序》之《六国年表》小序：“《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司马迁将之放入“后孔子时代”的战国世局中作为一专词使用，“《春秋》之后”表述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绍继，“陪臣秉政”与“强国相王”表述的是《六国年表》的形势，较诸《十二诸侯年表》之时，增加的便是“陪臣秉政”的世局。相较于《论语·八佾》所载孔子的语言描绘，显然“陪臣执国命”、“陪臣秉政”正是司马迁刻意的用词遣句之书写与叙笔。如此，则《十二诸侯年表》反映与书写的，便非孔子的“周史三变观”，而系“周史两变观”。

就时间次序言，必先有“周室既衰，诸侯恣行”的历史事件在先，而后方能有“仲尼悼”；“仲尼悼”然后始有“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的文本书写、文本传世之历史事件；因之“仲尼悼”一词，道出的乃是“书写的行动”，而不是“朝代的建构及其兴亡”；孔子的意义在于“观其大旨”与“书写王法”之文本立言，正与司马迁所为者相同。《陈涉世家》小序云：“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司马迁从语言上将“汤、武作”与“《春秋》作”等同，以表达孔子书写文本作为一历史事件的位阶，这是前所未有的；《陈涉世家》小序所表述出的此一史观，系以为商汤、周武革命事件的历史意义，与孔子修《春秋》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的历史意义是等相比拟的。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在历史观，尤其是“周史变化观”上的一个殊胜之处。

总之，在司马迁笔下之表体与传体、纪体中，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对《论语》“王室—诸侯—大夫”的继承，后世以“平王东迁观”作为划分西、东周二分观的“周代分期观”之模式语言，尚未出现。司马迁云：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司马迁不仅在《十二诸侯年表》之“始”处，以“共和元年”表见孔子的“周史变化观”；也在《十二诸侯年表》之“末”处，特别言说出来“始—末”便是“自共和讫孔子”，以见“孔子卒”足以作为一个时代的表体制作之“表见”之“终”。《六国年表》的时代已是“孔子卒后”的时代，司马迁却仍将自己定位于“踵继孔子”的历史书写之历史脉络上，彼所制作的《六国年表》，呈现的也还是以当初孔子言说的“周史第三变化：陪臣执国命/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为主轴，以“表见”其历史大势之兴衰要旨。

东汉之季的郑玄，在所制《诗谱》之序中，犹可见其以《十二诸侯年表》为据而形成的“观周”之视野，犹可证郑玄亦未以“平王东迁”作区分“西周/东周”的分期视野，其笺释《毛诗》的周室盛衰之背景，所据实在司马迁的“太史年表”。郑玄于《诗谱序》中，已详述诗之风雅颂声能观王化之迹，周代王化之迹的变化即是周代兴衰的变化，是故由诗可以观周史也。郑玄《诗谱序》云：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犹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可以看到，郑《序》其实是“以史说诗”的，他的周史观主轴就在“王化之迹”的兴衰之变，而兴衰之变正与诗之正经风雅颂及变风变雅相表里；郑所云之王化之迹便是孟子之“王者之迹熄”以及“诗亡而后《春秋》作”的语言；而郑所云“众国纷然”“五霸之末”，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等，又系司马迁之语言；而孰赏孰罚孰为纲纪，则更是孔子作《春秋》的天子之事了。要之，郑玄《诗谱序》中所反映出来的，正是源自孔子、孟子与司马迁的“周史变化观”。

郑玄《诗谱序》又云：“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太史年表”即《十二诸侯年表》；郑玄意谓平王以下可据《春秋》，夷、厉以上则岁数不明，自共和以迄平王甚至平王以下，皆须据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郑玄《诗谱序》续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企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则《诗》中之“诗”，正提供了一个侧观周道王化历史之角度，从正风、正雅到变风、变雅；反之，郑云欲观《诗》之意，亦正可以由此而“循其上下而省之”，以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然而，如何能有“史文”作为参照？郑玄选择的，正是能“傍行而观之”的司马迁所制之诸表，尤其是《三代世表》与《十二诸侯年表》两表体，郑玄称之为“太史年表”。然则孔子所提供之“上下而省之”为何？司马迁由《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所提出的“自共和始”以迄“孔子卒”，已道出“周室—诸侯—大夫”的世势益降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