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次：[AA20] 版名：[南方评论 宏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何道峰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

      5月16日下午，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等机构联合举办的“2014《慈善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江苏无锡灵山举行。蓝皮书指出，全国社会捐助总量、慈善组织的数量和规模继续扩大、志愿服务广泛发展、慈善事业法制建设提上议程，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初见成效，计划慈善的旧思维被抛弃，公民公益开始进入社会主流。2013年是中国的公益组织转型年，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改革政策与自下而上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转型实践终于在2013年交织在一起，汇聚成推动中国公益慈善新时代到来的强劲动力。

      公益慈善领域的地方变革探索

      2013年公益慈善领域在各个地方有六个方面的变革，这个公益变革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大的改革主旋律下来推进的。各个地方政府探索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先后有广东等19个省、市政府响应十八大精神，取消主管部门由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的登记制度尝试，该尝试主要在除政治和宗教之外的四大公益领域进行。从制度上明确了公益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未来变革方向。二是在原有官办的慈善组织方面，广东社工委开始探索官办公益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三是云南省委、省政府与民政部在云南召开社会管理创新座谈会，并首次通过云南地方立法宣布政府退出公益募捐市场，为公益领域由市场配置资源迈出了关键性的示范性步伐。四是多地放松商会等行业协会的登记，并允许行业逐步实现一业多会。五是广东、上海、山东等地通过文件颁发宣称政府增加公益慈善领域的政府购买服务，并且试点程序公开等。2013年各地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达150亿元。六是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把配置资源的职能转让给社会和市场，实现政社分开，使政府从繁杂的事物中解放出来，向现代职能型政府转变。

      此外，除这个地方政府主导的变革之外，公益社会改革的民间探索也在积极推进。主要探索有：一是移动互联网激发的公益参与(网络捐赠5.2亿元)，确定了一个新生代的行为方向；二是移动互联网维权与反腐给公民赋权并推动新公益运动；三是跨界联合与业界联合，企业家公益蔚然成风。2013年，很多企业家大佬都开始在这个舞台上，讨论公益问题，很多企业家都在讨论他们今后的钱应该拿来干什么公益的事；四是我们也看到公益探索超越慈善，向非慈善领域扩容。扩容就是很多事情不见得跟弱势受害者有关，而是跟我们自己局部公众利益的公共空间有关。比如说环保，环保中受害群体是我们自己，去年针对云南石化项目的理性、技术性协商的探索，是理性的，这是人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在做问责而不是示威和暴力抗争。除了环保之外还有很多社会倡导在扩展，还有新闻界自己的联盟如安平基金在做事。我们今天做公益尤其要倡导非暴力行为，这种行动必须是一种理性的、渐进的、讲理的，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渐进式问责，要靠时间来赢得公共利益的空间。

      2013年还值得一提就是行业联盟和组织再造，4.20芦山地震后，芦山救助联合行动有很多，组织的再组织化。还有社区，如果我们都不关心社区，直接去关心国家大事，容易引发社会动荡而没有任何实质性进步。也就是说，从身边做起，要使公益行动的事离自己近一点，构建带来微小改变的社会次公共空间，才会使这代人宁静坚毅而富于行动成果。

     公益慈善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

      我们十分关注与推动每年的公益慈善报告，就是要超越这些具体的点滴进步，从更为宏观上的角度去考量公益慈善的重要价值，才能更好地去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在中国更快更好更强的发展。作为理解和评价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新维度的“公益慈善力”，具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说现代公益慈善力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软实力标志，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公益慈善力就是用公民的私力构筑公共利益空间的能力。如果用政府来构筑公共空间，不是公益，而是公共事务。在一个国家没有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说它的公益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搞明白，让自己站立起来才能帮助别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和一个国家的非农化进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公益才会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慈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而公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第二，公益慈善力除了个人之外，最重要的不是个人有想法就可以了，它是公共利益社会自组织系统的自治能力，通过自主结社的形式而形成的组织，这才具有跟以往政府公务完全不同的公益基因，即用私力通过自由结社来构筑公共空间。这样一种组织的活力，对社会来说很重要，因为它跟以往的两类组织不同，一类组织是私人组织即公司，它只管财富的创造，完全是以利益角逐作为核心价值观。另一类是国家，国家虽然是利公的，但是国家是公民的委托人。我们国家公务员称之为公仆，他是受雇于人民，受雇于公民去治理国家，他的公务资源是通过征税来的，不是用公众自己掏钱出来的。公益是要个人从腰包里掏出钱来组织一个社会自组织系统，完全不一样。因此，它的发展相当不容易。

      第三，公益慈善力是社会做公共选择的开放度、透明度和理性能力。因为公益组织可以形成多元化、多角度、负责任地关注、讨论和行动去构筑公共空间的生态系统，以提升公共选择的开放度、透明性和理性能力，给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带来福祉。

      第四，公益慈善力是一个国民道德和信仰水平的提升潜力。古代以来，宗教一直在维护国民道德和信仰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现代这个社会，由于现代科学和很多市场竞争，削弱了宗教在这方面的力量，尤其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公益慈善力做了一个宗教信仰替代，它是一个替代品，让我们可以找回我们许多丢掉的信仰，找回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道德，找回很多我们应该去坚守的个人行为理念。

      以这四点来讲，公益慈善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们从定量分析来看，中国现在是很微小的，美国的慈善部门创造了美国G D P的12%，就业的10%。是美国的第三大盈利部门。中国以去年1100亿的捐款，加上150亿的政府购买服务，我们只占就业的0 .2%，G D P的0 .2%。因此，中国远远称不上一个公益大国，才刚刚起步，非常稚嫩。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层面看，G D P只代表了私人财富的积累水平，慈善公益力则代表着社会基础公共空间的治理水平与社会的修复能力，也代表着社会自我治理和个人约束的水平，更代表着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和文明的程度。

      立体式、全民式外交互援时代已开启

      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经过三十五年的渐进性变革，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均G D P从不足200美元增长到6000美元，非农就业比重从14%上升到66%，城镇化率超过52%，居住在城里的人口从7000万上升到7.3亿。尽管从人均指标上看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至多是正在跻身中等发达国家，但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变为令世界瞩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引起世界的暇想、期待、忧虑与评说，譬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说等等。

      这是一国在现代化前进道路上成长的烦恼，我们应该调整心态，直面问题，开放思维，理性应对，调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意识和行为方式，继续扩大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发展与现代文明演进。

      今天，由于中国经济和国力的变化，使得中国自身在国际上的需求在发生变化，中国国民对世界的需求和心理在发生着变化，各个世界强国对中国的需求与期待在发生着变化，各相邻国对中国的需求与心理位势在发生着变化，与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联盟成员国对中国的需求与心理期待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国家的行为应对、理论诠释和角色调整与形象重塑，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认识上的，也包括行动上的，还包括制度安排上的和组织方法上的，以及包括研究、传播和人才培养上的，总而言之是全面性、系统性和纵深性的挑战。这是因为从经济上讲，中国过去是加工品出口和引入资本的国家，高峰时期每年引入外资投资500亿美元，现在是引进和对外投资并举，近几年对外投资超过引入外资，累计对外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在外设立公司超过2万家，这已无法像进出口贸易一样靠中介公司代理，必须深入到投资国，跟那里的政府、社会、民间、宗教、文化、社区全面打交道，因此需求和心理全面复杂化，跟世界的交往面和交往深度也迅速扩张。从消费的角度讲，过去国人没钱出境旅游，国人跟世界的交流触点很少，现在境外旅游日益高涨，2000年以来增长近十倍，年超过8000万人次，加上移民人数呈几何极数增长，新移民已达千万人量级，国人跟世界的交往面空前扩张，交往深度空前纵深，交往触点大数量级增张。

      从援助角度看，过去我们是受援国，接受过来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各种国际组织的捐赠与援助，而今天，我们开始有条件也有责任对世界的苦难和不公采取行动，可以通过有效的行动和倡导彰显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与价值观。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及国人交往有冲突和矛盾，有担心和担忧，有喜欢与厌恶，有希望与期待，有利益与利害，有竞争与合作，复杂且迷惑。因此从广义的民族形象彰显的广义外交而言，那种简单明了的单线条的纯政府交往的平面外交时代已经结束，一个立体式的外交时代已经开启，一个全民式现代外交的时代正在向我们呼唤。呼唤中华民族适应环境、开放心态、调整行为，促使国民和政府在对外交往和对外关系处理中，形成既有中国特色而又具有现代文明共性的理念与行为方式，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难题，也是我们肩上的责任和胸中的使命。

      提升中国国际公益慈善力的核心竞争力

      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公益慈善力在国际关系和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完全靠平面外交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社会的外交在往立体方向走。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很难把人统一在一个观点之下，公益慈善可扮演着重要的统一而多功能作用。国家形象、国民形象的塑造常常与公益慈善塑造以及传播联系在一起。不见得花钱多效果就好，不见得传播力强效果就好，不见得花钱多，国家和国民的形象就塑造得好，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和国际社会责任需求是相联系的，如果国际关系处理不当，怎么可能让我们这样一个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的国家，在下一步产业升级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呢？因此，中国国际公益慈善力的提升不仅是国家外交的需求，而且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促进中国国际公益慈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这是一个大的课题。首先，以前的外交仅仅是外交部的人员在外面走，现在我们有500万投资人在全世界奔走，有1000多万的新移民在全世界游走，这些人在世界看来都是中国人，绝对不会把我们行为所发生的事情记到其他国家人的头上，国家跟世界的交往已经全面的立体化，外交只能从平面外交转向立体外交，甚至转向全民外交。

      这样就需要从政府帮助政府(G 2G，G overn-m ent toG overnm ent)转变到政府帮助政府加民间帮助民间(P2P，PeopletoPeople)。从纯粹政府扮演的单一化的政府外交，向“政府主导”+“民间组织”共同扮演互补角色的立体外交转变。进一步从立体外交向每一个中国公民在国际交往中都扮演民族使者和国际主义使者角色的全民外交转变———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社会责任扮演和对人类现代化文明贡献的历史性追求和理想愿景。要提升公益慈善的核心竞争力，民间帮助民间也是我们绕不过的题目。

      而民间帮助民间的民间参与，主要包含在四个层次：一，N G O承接政府委托参与国际援助；二，N G O承接海外中资企业委托参与国际社区援助；三，世界公民意识觉醒并通过自由结社形成国际N G O参与国际救援与倡导；四，国民意识的国际化及通过培训互动等使国民在国际交往中既具备传递中华文明又具备国际文明传播的能力。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要促进更多的N G O，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变成国际N G O (IN G O )，让更多的国际N G O变成慈善使者。我们需要走出去，需要担负更多的责任。怎么走出去，这确实不仅仅是花钱的事，这是一个公共选择。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综合整理)